木遥的窗子

一直都在自己的blog上回避这个话题。

有太多的情感彼此冲击，太多的arguments 彼此驳斥，太多的印象交相掺杂，形成一幅《格尔尼卡》式的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够这么理直气壮的谈论它，就我而言，每当我试图厘清自己的观念的时候，都觉得混乱而苍白。于是强迫自己不置一词。

可是常常会觉得焦虑。

我看到王千源父母的公开信，我看到达赖的演讲，我看到三藩市的旗海，我看到CNN的评论员Jack Cafferty的发言，我看到无数网络上的文字彼此交织，注定了这会是一个燥热的春天——大约还有夏天。

所以沉默，而且焦虑。无关道德和正义感，只是自以为是的理性最后残存的挣扎而已。

有时会想，若干年后，2008年的春天会以什么方式被人们记起？我今天还记得1999年的五月（我第一次自己上街去游行），还记得2001年的四月（我得承认我google了一下才确认这个日期无误），我们声讨过全世界各种反华势力，砸过麦当劳，骂过松下和索尼，这是日历上周期性的一页重复么？该你了，家乐福。

还是不仅如此？我们会不会在以后的历史书上看到，2008年，又是一个春夏之交……

或许这正是我的焦虑的根源。我相信正在我眼前展开的这一刻，不只是又一次民族情感的波澜或者国家崛起的阵痛，而是某种更为深刻的时光枢纽。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如何看待中国，这样宏大的叙事被戏剧性的挤压在这么短暂的历史瞬间里，能量之大，足以灼伤每个人的眼睛。

所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焦虑地期望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期望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心理激荡能够停留在一个可以控制的程度，而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可能性一天一天在变小。一对情侣在anniversary的一次吵架足以毁了一切，历史也是。这是多么desperate的事情。

那个未来——那个和平崛起，共存共荣的未来，似乎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可是我们已经等了那么久，从1911年开始，从1949年开始，从1978年开始，从1989年开始，这个国家一次次的调整自己的步伐。2008年就在这里，然后呢？

昨天Tibetan Freedom Torch的队伍来到UCLA，所有的中国学生自发组织起来严阵以待。中午十二点的bruin walk人山人海，五星红旗和雪山狮子旗壁垒森严，不知道学生会从哪里弄来了五个大大的福娃，不是布偶，而是大大的充气娃娃，里面站着人，摇摇晃晃，憨态可掬。大家聚集在草坪上，皮肤黝黑的藏人用大喇叭控诉西藏的悲惨遭遇，学生们没有喇叭，只好齐心协力的唱歌。我也在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唱，可是我唱得很大声。

唱累了，就大声的冲着演讲者喊：Liar! ——其实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有零星的短语飘进耳朵。Regime, torture, human rights, freedom,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这足以拼凑出讲演的轮廓了，像小学生造句一样。我忍不住想，是不是这种场合里一切更精细的表达都本来就无从谈起，只有最粗劣的政治课文才适合大喇叭？

Liar! Liar! Liar!

我从来都不喜欢被声音的洪流所裹挟，可是我似乎别无选择。

不知道自己该觉得感动还是沮丧，那一刻我看到的既是言论自由的和谐场景，又是粗糙的讲演和口号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的鲜活例证。正午的校园里阳光明媚，人流如织，UCLA的绿草红墙一如既往光鲜惬意，没有太多美国听众认真驻留在周围，大多听听就转身离去，可是，仍然，我们别无选择。

他们的演讲结束之后，邀请中国学生去他们的讲坛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会的副主席走上去接下话筒，似乎不知所措，声音几乎有点发颤。开场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89年的悲剧已经过去很久了，自那时起……”

忽然觉得所有的荒谬一齐袭来，几乎无力再听下去。转身顺着bruin walk离开，大熊前的广场像平时一样安静，只有那几个大大的福娃还站在路边，尽职尽责地摇摆自己的身体。一群来UCLA参观的小学生们正好经过，兴奋的一塌糊涂，又是合影又是拍拍捏捏，临走还不忘和福娃挥手告别。这些孩子们一定不会知道08年奥运会同他们有什么关系，更不会知道就在不远处的草坪上，人们正在怎样呐喊着反对它，或者保卫它。

我看着这些孩子们的笑容，很开心，似乎心情也有点释然了似的。

可是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时泛滥罢了。孩子会长成大人，希望会变成失望，亲切会变成愤怒，笑容会变成呐喊。直到我老去，直到他们老去，西藏还是在那儿。

西藏问题——也还是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