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力马扎罗的八天和一夜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受这个罪啊？」

那是在乞力马扎罗的第五天。我们正在从一个海拔四千米左右的营地向另一个四千五百米左右的营地跋涉。冷、累、脏、喘不上气、紫外线晒得人皮肤发痛，有一个同伴发了烧，另一个正要来例假。「我想吃烤鸭」，有人宣布。

然后我们从腌笃鲜说到卤肉饭。我说我其实想吃方便面，大家一致同意方便面此刻听起来也不错。然后我们开始比较记忆中的纽约餐馆的优劣，仿佛谈论美食可以让人忘记自己正置身于雪山脚下的荒原上。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仍然需要爬完这一段感觉永远也没有尽头的之字形山路，到达山坳里一片可以搭帐篷的空地，钻进睡袋度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并且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几天。

我在出发前对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知道征服乞力马扎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不依赖专业装备所能爬上的最高的山峰——但说实话我并没太多时间细想这事。动身前往非洲的前几天我才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 roadtrip，一身疲惫地来到燠热的上海，旋即飞回老家办事，在出发前当天才又回到上海。我抓紧飞机起飞前最后几个小时匆匆买了几件高山防寒的衣服（事实证明是不够用的，请别重复我的错误），动身前往机场时身上只有几百元人民币，没有美元和其他外汇，心想大不了可以在当地用银行卡取到一些钱（事实证明取不到，请别重复我的错误），然后近乎毫无准备地登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的飞机。

结果飞机延迟起飞，直到凌晨还孤零零地停在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上。我连日奔波又有时差，狼狈不堪，无法入睡，心事如走马轮转。就在几周前我还住在纽约的公寓里，而此刻我将飞往一片我从未去过的大陆，又很可能会耽误后续的行程，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在这个出乎意料的夜晚显得格外荒诞的时候，我收到一条信息：

你得有多讨厌我才能做到走了都不道个别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到：

I don’t.

差不多就在这时，信号消失，飞机开始滑入跑道，在黑夜里跃向空中。我不知道这条消息发出去了没有。

到了坦桑尼亚，克服重重现实困难进入山区，我才意识到在这里登山究竟是怎样一种挑战。我们有向导负责帐篷和食物，但还是得凭自己的身体扛过高原反应，以及高山特有的极端气候。在高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有没有阳光会让气温上下好几十度，所以中午还可能满身大汗，夜晚就要面对滴水成冰的严寒。差不多每个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就要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进帐篷，穿着衣服钻进睡袋瑟瑟缩缩地勉力入睡。如果凌晨要爬出帐篷起夜，就更是对意志力和身体素质的艰巨考验。在高原的血氧含量只有平地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这就意味着任何平凡的动作都忽然变成了心肺功能的巨大挑战，有时候我们爬上十米左右的土坡去大小便，回来就要坐在石头上喘息上十来分钟才能恢复平静，相视苦笑。这在事后想来是很有趣的经验，但当时实在苦不堪言。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的水有限，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卫生，几天后大家就已经对自己乌黑的指甲缝和油腻的头发置若罔闻，只在吃饭前还坚持设法用湿巾消一下毒，权作心理安慰。但最为挑战神经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在山里一旦病倒就非常被动危险，即使甘愿放弃行程，要得到救护也很困难，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已经徘徊在健康和病倒的边缘上，基本上是在靠意志力支撑着，因此身体状况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会让人惴惴不安，生怕是某种不详的预兆。我们彼此调侃，加油打气——在山里，我们偶尔也会聊起海明威，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水泡、便秘、心率和私人八卦——可我们没法回避一个根本的困惑：在四千米的高原上行走已经这么困难，我们怎么可能在最后一个夜晚用不到七个小时沿着最陡峭的一段路登上接近六千米的山顶呢？

终于，在我们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快被逼到极限，大家近乎度日如年地开始倒计时之后，这个夜晚如期而至。白天我们爬上海拔四千六百米左右的大本营，在向导的要求下睡了两三个小时（大多没有睡着），然后在深夜十二点爬起来，穿上我们能穿上的所有衣服，动身登顶。

出乎意料的是，登顶没那么难，至少不如预期那样难。我尽力让自己呼吸平稳，和脚步的节奏相配合，让身体近乎本能地协调前进。深夜登山的人们的头灯在夜晚排成一条长龙，蜿蜒在头上和脚下的黑暗里。天上银河静默地闪耀，我不知道时间在以多快的速度流逝，只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步步前进。我能感到我的脚步开始虚浮，胃里空空如也，血糖渐渐下降到令人不适的程度（如果停下来吃能量棒会让周围的人都跟着变得更冷，所以只能忍耐），但或许是直觉，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我能登顶成功。

在朝阳的曙色开始抹上东方天际的那一刻，我们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进入了山顶的水平小径。这时的氧气压力已经大约只有平地的一半，但人人皆知胜利在望，没人说话，大脑近乎空白，身体也仿佛失去了现实的感受力，大家在渐渐亮起的天色下默然赶路。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我从没想过在山顶的雪是这样子的，和山下任何角度看来都不同，和想象中也不同。它毫无真实感，静静躺在山路两畔，在天边朝霞的映衬下发出幽暗的蓝光。好像走在梦境里一样。

在太阳终于跃出地平线的前一瞬，我们到达了山顶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又花了十个小时和一个夜晚回到山脚下，回到有网络和热水的现实世界里。随着心理开始放松，压抑多时的病痛终于如蒙大赦一般放肆地冒出头来。有的同伴开始浑身肌肉疼痛，有人头痛欲裂，有人皮肤溃烂，而我在山里最后一个晚上胃痛得几乎睡不着觉。但没人在乎这些事，这趟旅程在我们登上山顶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我用手机照了些照片（照相机因为太重并没考虑携带）。但有一幕是手机无法拍摄出来的，那是在第六个夜晚，我在凌晨被冻醒，觉得浑身发冷，脸颊滚烫，身上尽是粘粘的冷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开始发烧，尿意逼着我抖抖索索地爬出睡袋，在黑暗里蜷缩着身体穿好所有的保暖衣裤，尽量不吵醒身边的同伴钻出帐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天而不病倒，不知道最后一段上山的路会有多难，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身处此地，不在纽约，不在上海，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熟悉温暖舒适的角落，而是近乎孤立无援地来到这片严酷粗粝的大自然里。

然后我在刺骨的寒意里抬起头，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顶。在暗夜里山体和天空融为一体，无法分辨，只有山顶的雪映出紫色的微光，仿佛是勾划在繁密星空里的一抹微云在骄傲地闪耀着。

那是我对乞力马扎罗最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