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到车的人

Sunday, September 18th, 2016 11:29pm

一、

妈妈来上海过了个中秋。临走的时候她说,这一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滴滴打车。

是我逼着她学的。她说她下了高铁之后怎么也打不到车,我顿时想起来前几天在雨里我看见街边一个老阿姨提着两大兜重物徒劳地召唤出租车的场景。众所周知,打车软件让出租车司机倾向于去抢单,等于是变相剥夺了不会使用这些软件的人的打车便利。这不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这种商业模式能够成功的关键一环。但总有一部分人要付出一点代价。我不希望我妈妈是付出代价的那个人。

她很快就意识到打车软件不仅仅只是方便叫车而已。在上海的时候恰逢台风带来的暴雨,而她要去的地方多半交通拥挤,这种天气里即使没有打车软件抢生意,出租车也未必愿意出车,拒载率一定很高。和出租车司机当面交涉乃至争执即使对年轻人来说也是让人极为不快的经历,何况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打车软件可以加价叫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和司机的沟通问题,她为此开心不已。

当人们讨论打车软件的时候,这好像是不怎么被提及的一个方面。而事实上,即使打车软件没有补贴,价格和出租车持平,它所带来的市场信息流动性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和共享经济没什么关系,纯粹是数字技术对人们交互方式的改进。传统打车本质上是个社交行为,一个人要当众发出请求,有时还要和人争抢,并且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拒绝。有的人容易打到车,有的人不太容易。而打车软件消灭了这种不平等。

可是它又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妈妈说:你知不知道我周围有多少人都不会用打车软件?

我说:你不能总和你的小伙伴们比啊。你就是因为老是这么想才一直没学会用滴滴打车的。

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技术开发者有时候会觉得不采用新技术的人不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是自作自受,但「采用新技术」并不只是一挥手的事儿。我妈妈不是愚昧的老顽固,她不转朋友圈里的各种传闻,不理睬电话诈骗,也不迷信保健品,她会用手机支付宝买菜,会出国自助旅游,会在平板电脑上保卫萝卜。她只是——像许许多多类似的人一样——碰巧一直没学会使用打车软件而已。

二、

过去一周里一直有人问我怎么看抢月饼的那件事。我没什么好答案。这件事没那么黑白分明斩钉截铁,两造做法都有可议之处。如果一定要我做一个判断,我会觉得,无论如何惩罚过重了,而且一家公司赋予 HR 一种类似于政治监督员的角色,本身可能不算是特别健康的文化。

但从程序员的角度来说,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应该被开除的程度,他们确实在员工之间制造出了不公平。是的,我们可以争辩说,其他领域的许多做法本质上也在做相同的事(比如抢票软件),但这种辩论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无论如何,技术取得了优势,获得了利益,并且是以牺牲其余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一点。有趣的是,在全社会对这件事的反馈里,大部分从事技术的人都站在程序员一方,而大部分别的行业的人都站在相反的一方。这大概不是偶然现象。

就像打车软件一样,许多新技术都同时有两种效应并存。一方面,它消灭了原本系统中不合理无效率的障碍,促进信息流通,抹去由于种种先天或者后天因素造成的人之间的鸿沟,帮助弱势一方取得原本只有强势者才能获得的地位。另一方面,它惩罚(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跟上技术脚步的人,让他们为技术的获益者买单。它带来的效益是这两者的叠加:一部分是非零和的,来自对系统原有问题的解决,一部分是零和的,来自对特定人群的剥夺。

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让前者更多些,而后者更少些?

抢月饼的那个事件里,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也许在这间公司里其实行不通的)解决方式可能是这样:程序员们意识到了原本系统的缺陷,于是写出了一个软件可以方便地抢到月饼。然后他们把这个脚本改造为可以公开给所有员工使用的版本,告诉大家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用再毫无意义地不断刷新网页了。他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脚本就放在分发月饼的网页上提醒每个访问者下载,或者干脆更进一步,改写那个发月饼的网页本身,整个公司的时间成本都会被节省不少。既改进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这么做当然不是程序员的义务,但对掌握力量的人来说,只讨论义务是不够的。

三、

我妈妈离开上海之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界面上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刷脸可以获得某某优惠,刷脸是什么?我说:这是个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的新功能,不要理会就是了。

我能想象制作这个弹窗的产品经理大概没怎么细想这事。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懂刷脸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只要稍微细想一下,就能估计出全国会有多少人可能看不懂刷脸这个只有两三年历史的新词汇。我们当然总是可以简单地说,这些人不是目标客户。但这是结果,而非原因。一个功能在设计时就没考虑这群人,他们自然就不会成为目标客户。

这当然并不是说,一款产品应该想要面面俱到地服务所有人。这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不现实。然而技术行业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就不再是独立的客户,而是社会本身,是我们虽然从属,但有时又会觉得陌生的那个对象。

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地保卫这个社会的完整,而非眼看它被技术带来的变革所撕裂?

我们所创造的价值,是来自对传统社会运行方式的改善,还是来自于对没能迅速适应(甚至意识到)每场变革的人们心照不宣的掠夺?

如果这两者无法截然区分,我们是津津乐道于强者如何碾过这个世界,还是留神倾听了那些被碾过的弱者的声音?

技术的崇拜者喜欢赞美蛮荒大地上的探险,赞美燎原的烽火,赞美自由和创新和沛然莫之能御的革命,并且常常带着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骄傲。但他们有时会自己也低估了世界变化的速度,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转眼之间掉落在鸿沟的另一面。在从前街边打车的时代,弱者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在手机打车的时代,弱者是看不清屏幕的老年人。如果有朝一日会写 js 脚本成为一种本质上的优势力量,能获得不平凡的利益,那其余每个不会写脚本的人——包括我这个不怎么称职的工程师在内——该怎么救济自己呢?

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也没有人能赶上每一趟列车。It’s a feature, not a bug.

技术是这个时代的魔法。但愿它是福音,而非诅咒。世界当然残酷,但归根结底,我们让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种,跨越大海,登上月球,驯服机器,并不是为了让它更残酷一点的。

乞力马扎罗的八天和一夜

Wednesday, July 20th, 2016 12:12am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受这个罪啊?」

那是在乞力马扎罗的第五天。我们正在从一个海拔四千米左右的营地向另一个四千五百米左右的营地跋涉。冷、累、脏、喘不上气、紫外线晒得人皮肤发痛,有一个同伴发了烧,另一个正要来例假。「我想吃烤鸭」,有人宣布。

然后我们从腌笃鲜说到卤肉饭。我说我其实想吃方便面,大家一致同意方便面此刻听起来也不错。然后我们开始比较记忆中的纽约餐馆的优劣,仿佛谈论美食可以让人忘记自己正置身于雪山脚下的荒原上。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仍然需要爬完这一段感觉永远也没有尽头的之字形山路,到达山坳里一片可以搭帐篷的空地,钻进睡袋度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并且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几天。

我在出发前对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知道征服乞力马扎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不依赖专业装备所能爬上的最高的山峰——但说实话我并没太多时间细想这事。动身前往非洲的前几天我才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 roadtrip,一身疲惫地来到燠热的上海,旋即飞回老家办事,在出发前当天才又回到上海。我抓紧飞机起飞前最后几个小时匆匆买了几件高山防寒的衣服(事实证明是不够用的,请别重复我的错误),动身前往机场时身上只有几百元人民币,没有美元和其他外汇,心想大不了可以在当地用银行卡取到一些钱(事实证明取不到,请别重复我的错误),然后近乎毫无准备地登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的飞机。

结果飞机延迟起飞,直到凌晨还孤零零地停在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上。我连日奔波又有时差,狼狈不堪,无法入睡,心事如走马轮转。就在几周前我还住在纽约的公寓里,而此刻我将飞往一片我从未去过的大陆,又很可能会耽误后续的行程,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在这个出乎意料的夜晚显得格外荒诞的时候,我收到一条信息:

你得有多讨厌我才能做到走了都不道个别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到:

I don’t.

差不多就在这时,信号消失,飞机开始滑入跑道,在黑夜里跃向空中。我不知道这条消息发出去了没有。

到了坦桑尼亚,克服重重现实困难进入山区,我才意识到在这里登山究竟是怎样一种挑战。我们有向导负责帐篷和食物,但还是得凭自己的身体扛过高原反应,以及高山特有的极端气候。在高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有没有阳光会让气温上下好几十度,所以中午还可能满身大汗,夜晚就要面对滴水成冰的严寒。差不多每个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就要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进帐篷,穿着衣服钻进睡袋瑟瑟缩缩地勉力入睡。如果凌晨要爬出帐篷起夜,就更是对意志力和身体素质的艰巨考验。在高原的血氧含量只有平地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这就意味着任何平凡的动作都忽然变成了心肺功能的巨大挑战,有时候我们爬上十米左右的土坡去大小便,回来就要坐在石头上喘息上十来分钟才能恢复平静,相视苦笑。这在事后想来是很有趣的经验,但当时实在苦不堪言。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的水有限,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卫生,几天后大家就已经对自己乌黑的指甲缝和油腻的头发置若罔闻,只在吃饭前还坚持设法用湿巾消一下毒,权作心理安慰。但最为挑战神经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在山里一旦病倒就非常被动危险,即使甘愿放弃行程,要得到救护也很困难,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已经徘徊在健康和病倒的边缘上,基本上是在靠意志力支撑着,因此身体状况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会让人惴惴不安,生怕是某种不详的预兆。我们彼此调侃,加油打气——在山里,我们偶尔也会聊起海明威,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水泡、便秘、心率和私人八卦——可我们没法回避一个根本的困惑:在四千米的高原上行走已经这么困难,我们怎么可能在最后一个夜晚用不到七个小时沿着最陡峭的一段路登上接近六千米的山顶呢?

终于,在我们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快被逼到极限,大家近乎度日如年地开始倒计时之后,这个夜晚如期而至。白天我们爬上海拔四千六百米左右的大本营,在向导的要求下睡了两三个小时(大多没有睡着),然后在深夜十二点爬起来,穿上我们能穿上的所有衣服,动身登顶。

出乎意料的是,登顶没那么难,至少不如预期那样难。我尽力让自己呼吸平稳,和脚步的节奏相配合,让身体近乎本能地协调前进。深夜登山的人们的头灯在夜晚排成一条长龙,蜿蜒在头上和脚下的黑暗里。天上银河静默地闪耀,我不知道时间在以多快的速度流逝,只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步步前进。我能感到我的脚步开始虚浮,胃里空空如也,血糖渐渐下降到令人不适的程度(如果停下来吃能量棒会让周围的人都跟着变得更冷,所以只能忍耐),但或许是直觉,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我能登顶成功。

在朝阳的曙色开始抹上东方天际的那一刻,我们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进入了山顶的水平小径。这时的氧气压力已经大约只有平地的一半,但人人皆知胜利在望,没人说话,大脑近乎空白,身体也仿佛失去了现实的感受力,大家在渐渐亮起的天色下默然赶路。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我从没想过在山顶的雪是这样子的,和山下任何角度看来都不同,和想象中也不同。它毫无真实感,静静躺在山路两畔,在天边朝霞的映衬下发出幽暗的蓝光。好像走在梦境里一样。

在太阳终于跃出地平线的前一瞬,我们到达了山顶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又花了十个小时和一个夜晚回到山脚下,回到有网络和热水的现实世界里。随着心理开始放松,压抑多时的病痛终于如蒙大赦一般放肆地冒出头来。有的同伴开始浑身肌肉疼痛,有人头痛欲裂,有人皮肤溃烂,而我在山里最后一个晚上胃痛得几乎睡不着觉。但没人在乎这些事,这趟旅程在我们登上山顶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我用手机照了些照片(照相机因为太重并没考虑携带)。但有一幕是手机无法拍摄出来的,那是在第六个夜晚,我在凌晨被冻醒,觉得浑身发冷,脸颊滚烫,身上尽是粘粘的冷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开始发烧,尿意逼着我抖抖索索地爬出睡袋,在黑暗里蜷缩着身体穿好所有的保暖衣裤,尽量不吵醒身边的同伴钻出帐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天而不病倒,不知道最后一段上山的路会有多难,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身处此地,不在纽约,不在上海,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熟悉温暖舒适的角落,而是近乎孤立无援地来到这片严酷粗粝的大自然里。

然后我在刺骨的寒意里抬起头,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顶。在暗夜里山体和天空融为一体,无法分辨,只有山顶的雪映出紫色的微光,仿佛是勾划在繁密星空里的一抹微云在骄傲地闪耀着。

那是我对乞力马扎罗最深刻的记忆。

你最怀念纽约的地方是什么?

Wednesday, June 29th, 2016 11:30pm

一、

我离开了纽约。

有句不知道流传在哪里的俗语,三趟搬家等于一次失火。这说得太温和了。事实上,在美国辗转多年攒下来大大小小的物件里,我真的想要带走的除了衣服以外只有不多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十统统要设法处理掉。

走前一周在楼里贴了广告,不多时就有买家纷纷上门。电视,打勾。沙发,打勾。书架,打勾。唱片机,打勾。结果最终怎么也卖不掉的竟然是 DVD 播放器,只好白送给了朋友。其实只有两三年过去,所有人都已经不理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 DVD 播放器存在,但唱片机大家倒是可以接受,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里也许可以挖掘出一个什么关于科技发展的道理来。

「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不只一个上门买东西的主顾对我说。我的小广告是用英文写的,张贴的东西也没有国籍特征,但最后十几位联系我的买主都是中国人,这要么说明只有中国人才买二手货(我不大相信这一点),要么可见这栋哈德逊河边的公寓里究竟住了多少中国房客。所有这些人都彼此不打照面,每日各自出门各自回家,在电梯里各自低头刷微信,直到来我家买东西时才仿佛忽然意识到可以交个朋友。但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当想到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一旦决定要走,就像是巨轮起航一般,庞大的机器嘎吱作响地开动起来,再也无法逆转。一开始简直令人茫然无措,有太多事需要安排确定,彼此又环环相扣,像是在玩一局超级困难全是空白的数独游戏。要商讨在国内的新工作,要退掉公寓寻找临时住处,要越洋运送我满世界搜集的小玩意儿和两只猫,要在新旧工作之间插进两场长途旅行,要填无数表约无数人打无数电话,而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在每个举棋不定的时候对自己说:OK,就这么办吧。——但这也是最迷人的时候,所有未知事项在迷雾中一点点浮现出隐约的轮廓,无限的可能性逐渐凝固为确定的行程,自己像是一个又紧张又兴奋的旁观者,看着时间奔流向前。在山里蜿蜒的公路上开车久了会有种错觉,仿佛不断转动方向盘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而是汽车在前进中自动绕过每个弯道避过每个障碍。生活也是这样,只要定下一个日期全力以赴,等到日历无情翻到那一页的时候回头望去,就会诧异地意识到,居然所有的问题都真的找到了解决方案,而这确实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就像所有离别的人一样,忍不住在最后这段时间里用温柔得多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座城市,每一眼都想要留下一道剪影。这个夏天纽约的天气出奇的清爽惬意,傍晚时分,斜阳从哈德逊河对岸照过来,穿过闪闪发亮的 Whitney 新博物馆和 High Line 两侧的树丛,照亮斑驳的红砖墙和墙上的涂鸦,落在在西村和 Soho 起伏不平的石砖路面上,给满街急着下班的行人和黄色出租车投下长长的影子。从华盛顿广场到中央花园,街灯次第亮起,流浪乐手吹起小号,黄昏在微风里摇摇晃晃,每个转角都镶上一层金色。街边的酒馆把餐桌搭在露天下面,铺开雪白的桌布,斟满的高脚酒杯圆润的弧线上冷凝出细小的水滴,寻欢作乐的喧闹声响迫不及待地洋溢出来。曼哈顿盛大的夜晚即将开始,而我即将离开这里。

一旦意识到每走过一个街头的路口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时间就变得粘稠了起来。

二、

亚当是个憨态可掬的纽约佬,没怎么离开过美国,更没有去过中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超出了理性可以接受的范围。「道理我都懂,但是你为什么要离开纽约?」亚当不止一次问我。

我告诉他我的工作,我的职业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还有姑娘。要谈论姑娘花了我很大力气,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这件事。讲给别人的时候很难理直气壮,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好像是在说,因为玫瑰是红色的,所以狐狸要跑到月亮上一样。

我讲到我曾经爱上的那个姑娘,在整个纽约我只能看见她一个人,从发梢到脚尖都光彩夺目。我们牵手在河边走过,木头栅栏被阳光照得温热,那时郁金香旺盛地开放,心融化在树叶的阴影里,被风吹着拂过帝国大厦的塔尖,晃晃悠悠地落在水面上,散成夜色里的波光。我觉得这就是我来到纽约的目的。

然后发现它并不是。

我对亚当说我从这件事中学到的东西。我开始重新动摇和怀疑自己,意识到我以为早已经消融的那些不安全感以远比我想象的更牢固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性格里。 我可以在陌生人面前落落大方,却常常在私密的场合里陷入僵硬固执冷漠抑郁,我以为那只是某种不太健康的个性,而终于渐渐明白它其实来源于我心里根深蒂固的恐惧,担心会被那些潜意识里既羡慕又坚信自己无法取悦的人所排斥。为了补偿这种恐惧,我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给自己设置了越来越高的心理上的目标,然后又因为自己决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而焦虑不安。我说: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好像永远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开心起来的样子。亚当问:因为你永远都在挑剔和厌恶你自己么?我说:是啊。

所以你来了纽约。

不不不,我来纽约的时候还没认识到这些问题呢。

你不需要认识到。亚当说,你瞧,你的心比你的大脑明智得多。它知道纽约才是你想要的地方,你在这里能遇到真正的生活,不是以优秀和被羡慕作为标准来评判的那种生活,而是日常、没有明确和深刻的意义、但是生气勃勃的生活本身。你不是已经改变了么?纽约正在教会你怎么放松下来,你比你以为的更努力地在解放你自己。

我看着亚当,不能置信。所以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写好的剧本么?

亚当问我离开的时候怎么向大家道别。我说:我不道别。我的朋友以后仍然还会是我的朋友,其余的人我可以默默离开不去打搅他们。亚当说:你别傻了,你只是不愿意去画一个句号来确认你对别人存在的意义而已。听我的,你去跟每个人说再见。我说:好。

亚当说:你去向她也道一个别。我说:我根本就不会见到她了呀。

可是我错了。就在我要离开公寓的前一个晚上,我最后一次坐地铁回到新泽西,毫无预兆地在出口通道里看到了她,就走在我前面几步路的地方,长发摇曳,步履轻盈。我看着她的背影,好像一举手就能唤住她似的。然后我放慢了脚步,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地铁出口的人流里。

我告诉了亚当这件事。亚当说:你看,你会觉得自己看到了她,说明你的潜意识想以这种方式向她说再见。我说:不不不,你没听懂,我不是想象中以为自己看到了她,我确信我看到了她。我对她那么熟悉,当然认得出她的背影。亚当问:你想象中以为你看到了她和你确信你看到了她的区别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并不存在决然真实的界限。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怎样对自己叙述这些事。所有的欢欣伤痛,贪嗔离合,都只是在以我们所能懂得的方式让我们知晓,并且记得,然后推着我们向前走。

三、

我真的去找很多人道了别,包括我在公司的老板格伦。格伦很惋惜我决定离开。「等你什么时候决定回美国了一定告诉我。」他对我说了好几次,仿佛怕我忘了似的。

我在纽约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换了好几任老板。格伦是最后一任,也是和我私人关系最好的一位。他是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一开始对我和我所负责的业务都一无所知。「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才能让你工作的更开心?」在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问我。后来我发现,他可以在面对自己管理的二十几名员工时几乎永远保持耐心和微笑。对一家工程师文化主导的公司而言,这一点也不容易。「你怎么做到的?」我聊天的时候问他,「我就做不到。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以后想不想转做管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没法想象我怎么管理我不喜欢的同事。」

「因为我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喜欢的地方呀。」格伦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年轻嘛,挑挑剔剔的。后来我遇到了我太太,被她逼着软化自己的性子,渐渐地就能做到喜欢身边的每个人了。所以你看,结婚是能改变一个人的。」

然后他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千万别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了。」

道别的时候,我让他抛开公司同事评鉴时那些礼貌的建设性意见,告诉我他觉得我工作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想了想对我说:你在觉得信息不够充分或者自己对问题了解不够深入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保守地完成自己的份内工作。这是不够的,你得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领导和协调团队上,你不能觉得担心你懂的不如别人多就不去承担责任。我说:是啊,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正在一点点克服那种担心暴露自己无知的心态,但这是很难的事。压力越大,越容易本能地保护自己回避他人的指责。格伦说:You know what? Sometimes you are stronger when you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我想起我已经走了多远,从刚来到纽约时艰难地寻找自己努力的方向,到经历茫然、挫败、犹疑,再到开始站定脚跟的时候决定离开,我不觉得未来清晰可辨,但回头望去,我也毫不后悔我来了这里。

Because you are stronger when you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在我道别的时候,每个人都似乎要问我一遍,你最怀念纽约的地方是什么?这问题有无数种回答方式。我不会忘记纽约的天际线在东河到哈德逊河之间跳跃,汇聚到世贸中心的顶端,从那里向下看去,楼宇像山峦一样起伏蔓延,笔直的街道切出锋利的沟渠,奶与蜜日夜流淌奔涌。我时常坐在酒吧的窗前看街道上匆促的行人,一个酒保对我说过那是这份工作最惬意的地方——「看着这些人在门外走过实在是太让人放松了」——大腹便便领带只系到腰上第二颗纽扣的壮汉,牵着三条狗画着满面凄苦的浓妆的老妇人,两臂刺青的黑瘦光头青年,一身正装把高跟鞋塞在大手袋里穿着运动鞋赶去坐地铁的年轻金发姑娘。每个人都踢踏起舞,面无表情地带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故事出现在彼时彼刻然后消失不见,像是排练很久的合唱在这一刻如约上演。然后大雨倾泻而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勾画出城市的骨骼,帝国大厦的尖顶骄傲地变幻色彩,林肯中心璀璨光华的喷泉窃窃私语,中央车站金色的四面钟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抬头仰视着蓝色星空的穹顶,那是和真实的天空镜像对称的图案,这样当人们注视着它的时候,他们是在从上帝的视角看到世界。是的,只有在纽约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说真的,当一个人怀念纽约的时候他怀念的并非这城市本身,而是他自己的日子。纽约并不定义我们,我们定义自己。

于是我打包启程,穿过河流、山川、丛林、沙漠、暴雨洗过的平原、青草、挂着松萝的橡树、蜥蜴、帆船、沙滩、茁壮的仙人掌,直到和落日一起飞越大海。纽约不会记得我,但没关系,因为我实际上从未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