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酷

Friday, December 02nd, 2016 12:13am

一、

前几天出去玩,在飞机上看了一本朋友推荐给我的心理学的书,名叫《Succeed: how can we reach our goals》。这本书有中文版,中译名是《成功,动机与目标》。很显然,中英文的书名都糟不可言,看起来很像只配摆在机场书店里的烂俗读物。但这本书其实相当有趣,值得一读。

书里面有一章提到,心理学上可以把人们通过对一个问题的信念分为两类。这个问题是:你是否在非常根本的层面上相信才华是天生注定的。

这里的才华可以有许多种,比如擅长社交、研究科学、参加运动、或是某种商业才能。这不是一个用来辩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自打童年时期开始,在潜意识里就已有了确凿无疑的答案,并且被这个信念支配了一生。

那些潜意识里相信这些品质在本质上是天赋的人,会非常在意不断向周围的人寻求肯定。因为既然这是种天赋,自我认知就强烈地依赖于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拥有它。他们会尽量避免做自己不擅长的事,选择自己觉得容易的课程和专业,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非常敏感,并且尽量永远只展现优点给别人看。

而那些潜意识里相信这些能力可以后天提升的人则没有这种心理需求。他们不觉得选择自己不能立刻发挥出色的事情有什么不妥。既然总可以逐渐通过练习变得更好,与其关注自己在一件事情上的表现,不如关注自己是否能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什么能力和收获。

于是当环境顺风顺水时,第一类人会有更强的动力追求卓越,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一旦遇到挫折,第一类人也更容易迅速做出判断说:啊,这不是我的菜,我应该去做我真正擅长的事,然后放弃。第二类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的自信不太容易被成功所激励,但也不会因为失败而迅速怀疑自己。

你是哪一类人?

二、

我周围的许多朋友似乎都明显是第一类人。这可能和他们大多在少年时期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光彩夺目有关。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不同的事情分成两类,要么是自己应当表现优异的,要么是自己不在乎的,而一切自我认同都和前者紧密挂钩。这种心理暗示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强化,以至于变成本能的一部分。我的一个最近升到管理职位的朋友有一次向我抱怨,她在公司一次对新晋中层的管理能力测评得分是 below average。「我怎么可以是 below average!」她忿忿不平地说。

我说:「参与评比的既然都是新晋中层,水平应该相近,那你本来就有差不多一半的概率 below average 啊。」

「我不管,我不接受。别的事情 below average 无所谓,但这件事不行。」她说。

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这种心理。它不合逻辑,但其实像呼吸一样自然。在自认为有天赋的领域里落到需要通过艰难进取才能逐渐赢得别人好感的地步,简直是种耻辱。虽然从道理上来说,许多人本来就是通过努力奋斗才走到这一步的。但那是「其他人」。

所以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出色,而且要是易如反掌举重若轻的出色才行。辛苦习得的能力,总是不如天纵英才更令人钦羡,哪怕最终实际效用其实差不多。要么就很酷地做好一件事,要么就别去碰它。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也最好不要被人看破手脚。有时候我觉得这简直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你要有多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似乎是这个时代的座右铭。

问题是,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意义何在呢?

三、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写郭靖学习降龙十八掌的时候一路被洪七公骂愚笨,他也不着急不气馁,他学武的法门是「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我小时候读到这里,深深庆幸自己不是郭靖。向黄蓉那样一点就透才是正途,郭靖这种学法太悲惨了。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天赋和弱点一目了然。我学许多东西游刃有余,但体育课从没及格过。于是我完全不相信我有可能学会任何运动。事实上,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尝试。何必自取其辱。

​那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若干年后,我会把滑雪和冲浪作为乐趣,会登上非洲的最高峰,会每周固定时间兴致勃勃地和教练打拳击,我一定瞠目结舌。

我并没有忽然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些天赋。论及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我也许不像小时候自以为的那样差,但也至多就是常人水准。但如果这两年的运动经历教会了我任何事,那就是:一个人并不需要超乎常人的天赋就能在很多运动里享受别人无法体验的乐趣。因为许多人根本就不会坚持下去,他们会迅速认定自己不是这块料,然后心安理得地放弃了。

笨拙地摇摇摆摆地前进是种奇特的体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比我想象的有效率得多。一开始会觉得看着自己步履蹒跚从零开始并且不断失败简直是种对耐心的折磨,但其实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被微细但确实的成就感所取代。那和发现自己原来天赋异禀的得意全然不同,但如胡适所说,那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然后不知不觉间就发现自己走得还挺远。

四、

我曾经和一个很喜欢的姑娘聊起过对感情生活的期待。她说:我不相信那些爱情故事的好结局,最好每场电影都是 bad ending 才好。

我说:但你还是相信你自己的生活最终会有 good ending。

她说:那当然。

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这样想过。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缺陷解决困难修补关系,但冀望于自己得天独厚被命运眷顾。如果运气好,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人生。

但我最终没能和她在一起。因为,你瞧,运气有时候是靠不住的。

我为什么反对川普

Thursday, November 03rd, 2016 10:45am

1985 年下半年开始,著名记者 Tony Schwartz 应川普之邀和他近乎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八个月,跟随着川普参加会议,同他闲谈,在庄园一起度过周末,在办公室和私宅听他和人谈生意,揣摩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作为替他捉刀写后来大获成功的《交易的艺术》这本书的准备。

在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下,Schwartz 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川普从不读书。他没有在川普的任何办公室和家庭房间里见过一本书,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任何书籍。「我严肃怀疑川普成年后真的一本书都没读过。」Schwartz 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这件事在美国媒体中间并不是秘密。2016 年 5 月选战正酣时 Foxnews 的主持人 Megyn Kelly 在专访川普时就专门挑了这个话题问他,让他介绍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川普说了一本 1929 年的小说《西线无战事》。Kelly 很显然怀疑这是川普幼年时读的书,于是追问他最近读过的书是哪一本。「我读文件,我读一些片段。」川普不耐烦地说,「我没时间。」

和他不喜欢读书相对的,是他对电视的痴迷。不止一个记者报道过川普有多爱看电视。Schwartz 把它归因为川普「短暂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也就是说,川普无法在一件事情上长久专注地沉思默想,而必须不停刷新自己的注意力。电视恰恰适应这一性格特质。甚至连川普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2015 年 8 月,NBC 主持人 Chuck Todd 在专访中问川普他从哪些专家那里获得关于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建议。川普说:「我看电视啊。」

在 1994 年的一次演说中,基辛格曾经这样总结过读书和看电视这两种不同时代的获取信息的方式的区别:

我们正在从通过阅读学习的年代转向通过观看来学习。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文字的时候,你会逐步建立抽象概念,让这些概念层层相扣。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图像的时候,你的看法会建立在印象和情绪之上,而它们很难复现,所以你甚至没法回头检查你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影响的。

川普正是这一时代的结晶,他既是影像媒体的产物,也是操控它的大师。他的竞选历程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当复杂微妙的现实被粗暴直接的口号和宣言所取代,当方向代替路径,断言代替疑问,what 和 who 代替 why 和 how,当选民的负面情感——恐惧、怀疑、排斥、愤怒——被充分地调动起来的时候,能够产生多么摧枯拉朽沛然莫之能御的效果。印象和情绪是他最好的武器。

但也正是这种特质让他遭到了传统知识精英近乎一面倒的反对。2016 年 8 月,他所在的共和党的 50 名外交国安领域的资深官员联名写信,宣称他的当选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灾难。信中说:

同此前缺乏外交领域经验的总统们不同,川普没有展现教育自我的任何意愿。他始终表现出对当代国际政治知识的令人震惊的无知。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位总统应当愿意去倾听顾问和部门领导的意见,应当鼓励对各种彼此冲突的观点的思考,应当能够意识到缺陷,并且从中得以进步。在我们看来,这些关键素质川普一样也不具有。他无法分清事实和幻象,他不鼓励彼此冲突的观点,也无法忍受任何批评。

是的,每个政治家当然首先都是一个足够自信的人,但区分他们的不是他们有多相信自己,而是在自信之外,他们是否留出了足够自我怀疑的空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理解自然和社会都有超乎朴素的日常经验和直觉之外的奥秘,理解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的重要性,理解自身的局限和思考的价值。同样是基辛格曾经说过:「当你觉得自己对一件事确信无疑的时候,你要么是真的洞悉这件事的全部真相,要么只是因为你对它一无所知。」伟大的政治家了解这一点。

川普是这一切的反面。他几乎对每件他认定的事都确信无疑,并且也这样鼓励他的追随者。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世界只是一个放大的丛林,热衷于炫耀拳头和肌肉。他们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进入任何包含复杂细节的讨论。他们热爱阴谋论,对任何同自己主观认知不符的事实都视而不见。他们鄙视沉思和审慎,认为那只不过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川普把这些性格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竞选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的直觉和胆量远比知识和经验更重要。这甚至都不是一种竞选策略,川普是个真诚的反智主义者。

他因此和这个时代一拍即合。全球化让原先远隔千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社群忽然成了邻居,彼此竞争,彼此抢夺资源和就业岗位,彼此警惕,猜疑,仇视,党同伐异,乃至兵戈相见。而这正是川普最好的养料。在这个大多数人连买一个手机都要踌躇不定很久的选择困难的时代,川普成功地让很多人相信,那些关系千万人生死贫富的内政外交议题都有着简单明快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一言而决。一个人要是不立刻采纳那个方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愚蠢天真幼稚的政治正确蒙蔽了双眼。

这正是我觉得川普最危险的地方。传说中奥马尔在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说:「这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明明白白写在古兰经里,为什么还要保留别的书籍?」人类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时代。但川普提醒我们,那个阴影从未远离过。

可是川普至少掀开了皇帝的新装,勇敢地挑破了大多数人此前不敢直面的禁忌,不是么?他的攻击虽然粗暴,但是难道不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么?

会这么想的人,大多都只具有极为短暂的历史记忆。他们不记得或者从未知道,同样的这些攻击辞藻在 1992 年布坎南的竞选里出现过,在 1968 年华莱士的竞选里出现过,在麦卡锡的时代出现过,在一个世纪以前反对天主教移民和华人移民的浪潮里也出现过。在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的时代美国赫斯特报系对华人的攻击,听起来和今天川普的言辞别无二致。

这不是什么勇敢的实事求是,而只是人们面对大时代变革时根深蒂固的本能恐惧罢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真正实事求是的道路。它要求你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了解一个议题冲突各方的彼此诉求,寻找未必立竿见影但脚踏实地的妥协方案。它需要你去抵抗那些几千万年积攒下来的人类对部落的天然忠诚和对异类的本能排斥。这是条困难的路,因为你不得不用一千个字来回答一个问题,而你的听众正不耐烦地期待着一个只有十个字的答案。

但人类读过和写过那么多书,走过那么远的路,不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用光纤把每个人连接在一起,不是为了纵容自己的本能,而是为了超越这些本能的。

如果觉得自己的答案太复杂,就让自己练习说得更清晰准确一些。如果觉得对方在用恐惧和愤怒作为武器,就逼着自己更冷静和勇敢一些。亚历山大图书馆烧掉了,就去建设更多的图书馆。

这就是我们反击川普的方式。

打不到车的人

Sunday, September 18th, 2016 11:29pm

一、

妈妈来上海过了个中秋。临走的时候她说,这一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滴滴打车。

是我逼着她学的。她说她下了高铁之后怎么也打不到车,我顿时想起来前几天在雨里我看见街边一个老阿姨提着两大兜重物徒劳地召唤出租车的场景。众所周知,打车软件让出租车司机倾向于去抢单,等于是变相剥夺了不会使用这些软件的人的打车便利。这不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这种商业模式能够成功的关键一环。但总有一部分人要付出一点代价。我不希望我妈妈是付出代价的那个人。

她很快就意识到打车软件不仅仅只是方便叫车而已。在上海的时候恰逢台风带来的暴雨,而她要去的地方多半交通拥挤,这种天气里即使没有打车软件抢生意,出租车也未必愿意出车,拒载率一定很高。和出租车司机当面交涉乃至争执即使对年轻人来说也是让人极为不快的经历,何况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打车软件可以加价叫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和司机的沟通问题,她为此开心不已。

当人们讨论打车软件的时候,这好像是不怎么被提及的一个方面。而事实上,即使打车软件没有补贴,价格和出租车持平,它所带来的市场信息流动性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和共享经济没什么关系,纯粹是数字技术对人们交互方式的改进。传统打车本质上是个社交行为,一个人要当众发出请求,有时还要和人争抢,并且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拒绝。有的人容易打到车,有的人不太容易。而打车软件消灭了这种不平等。

可是它又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妈妈说:你知不知道我周围有多少人都不会用打车软件?

我说:你不能总和你的小伙伴们比啊。你就是因为老是这么想才一直没学会用滴滴打车的。

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技术开发者有时候会觉得不采用新技术的人不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是自作自受,但「采用新技术」并不只是一挥手的事儿。我妈妈不是愚昧的老顽固,她不转朋友圈里的各种传闻,不理睬电话诈骗,也不迷信保健品,她会用手机支付宝买菜,会出国自助旅游,会在平板电脑上保卫萝卜。她只是——像许许多多类似的人一样——碰巧一直没学会使用打车软件而已。

二、

过去一周里一直有人问我怎么看抢月饼的那件事。我没什么好答案。这件事没那么黑白分明斩钉截铁,两造做法都有可议之处。如果一定要我做一个判断,我会觉得,无论如何惩罚过重了,而且一家公司赋予 HR 一种类似于政治监督员的角色,本身可能不算是特别健康的文化。

但从程序员的角度来说,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应该被开除的程度,他们确实在员工之间制造出了不公平。是的,我们可以争辩说,其他领域的许多做法本质上也在做相同的事(比如抢票软件),但这种辩论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无论如何,技术取得了优势,获得了利益,并且是以牺牲其余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一点。有趣的是,在全社会对这件事的反馈里,大部分从事技术的人都站在程序员一方,而大部分别的行业的人都站在相反的一方。这大概不是偶然现象。

就像打车软件一样,许多新技术都同时有两种效应并存。一方面,它消灭了原本系统中不合理无效率的障碍,促进信息流通,抹去由于种种先天或者后天因素造成的人之间的鸿沟,帮助弱势一方取得原本只有强势者才能获得的地位。另一方面,它惩罚(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跟上技术脚步的人,让他们为技术的获益者买单。它带来的效益是这两者的叠加:一部分是非零和的,来自对系统原有问题的解决,一部分是零和的,来自对特定人群的剥夺。

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让前者更多些,而后者更少些?

抢月饼的那个事件里,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也许在这间公司里其实行不通的)解决方式可能是这样:程序员们意识到了原本系统的缺陷,于是写出了一个软件可以方便地抢到月饼。然后他们把这个脚本改造为可以公开给所有员工使用的版本,告诉大家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用再毫无意义地不断刷新网页了。他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脚本就放在分发月饼的网页上提醒每个访问者下载,或者干脆更进一步,改写那个发月饼的网页本身,整个公司的时间成本都会被节省不少。既改进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这么做当然不是程序员的义务,但对掌握力量的人来说,只讨论义务是不够的。

三、

我妈妈离开上海之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界面上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刷脸可以获得某某优惠,刷脸是什么?我说:这是个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的新功能,不要理会就是了。

我能想象制作这个弹窗的产品经理大概没怎么细想这事。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懂刷脸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只要稍微细想一下,就能估计出全国会有多少人可能看不懂刷脸这个只有两三年历史的新词汇。我们当然总是可以简单地说,这些人不是目标客户。但这是结果,而非原因。一个功能在设计时就没考虑这群人,他们自然就不会成为目标客户。

这当然并不是说,一款产品应该想要面面俱到地服务所有人。这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不现实。然而技术行业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就不再是独立的客户,而是社会本身,是我们虽然从属,但有时又会觉得陌生的那个对象。

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地保卫这个社会的完整,而非眼看它被技术带来的变革所撕裂?

我们所创造的价值,是来自对传统社会运行方式的改善,还是来自于对没能迅速适应(甚至意识到)每场变革的人们心照不宣的掠夺?

如果这两者无法截然区分,我们是津津乐道于强者如何碾过这个世界,还是留神倾听了那些被碾过的弱者的声音?

技术的崇拜者喜欢赞美蛮荒大地上的探险,赞美燎原的烽火,赞美自由和创新和沛然莫之能御的革命,并且常常带着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骄傲。但他们有时会自己也低估了世界变化的速度,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转眼之间掉落在鸿沟的另一面。在从前街边打车的时代,弱者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在手机打车的时代,弱者是看不清屏幕的老年人。如果有朝一日会写 js 脚本成为一种本质上的优势力量,能获得不平凡的利益,那其余每个不会写脚本的人——包括我这个不怎么称职的工程师在内——该怎么救济自己呢?

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也没有人能赶上每一趟列车。It’s a feature, not a bug.

技术是这个时代的魔法。但愿它是福音,而非诅咒。世界当然残酷,但归根结底,我们让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种,跨越大海,登上月球,驯服机器,并不是为了让它更残酷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