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年前，我七岁。
几乎已经记不得发生过任何事。只有零星的画面在记忆里若隐若现。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正常的世界观仍然尚未全然建立，所以一切异常也就不会留下任何深刻印象。譬如我能清楚地记起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姓名是需要背诵并考试的内容（有趣的是这门课程被称为思想品德课）。而这个姓名在一夜之间忽然在一切角落消失得干干静静，这件事却并未引起我的任何诧异，仿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般。
但是类似的事情终究再也没有出现过。自我懂事之日以后，一个和谐的世界面貌就被天经地义地烙进了脑海，以至于一切超出日常逻辑的史实都需要借助想象力才能被接受下来。我记得我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父亲回答说：那是共产党请人民群众提意见，结果意见太多太尖锐，于是共产党就愤然发动了一场镇压。——现在想起来，这说的似乎应该是反右才对。父亲大概是因为觉得文革实在是难于对一个孩子描述，就用这个相对简单的事件替代过去。可是即便如此，我也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它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无关是非对错，只是全然不合逻辑而已。
在我的人生（以及和我同时代的人的人生）里，社会是一个平静的背景，一切冲突和纷乱都是可控的和暂时的，终究要湮没于静默之中。每个人当然都应该顺利完成必需的学业，然后进入职场，结婚工作退休，走完一生。当我第一次发现在自己的国家里直到今天为止都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一代人真正完成过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生轨迹时，我心里的惊异难于形容。
有些事实要等我长大之后才能得以慢慢消化和理解。我很久之后才意识到，我和那个纷乱的不合逻辑的中国离得有多近。那些曾经用皮鞭抽打过自己的老师的中学生们，那些曾经在种种神圣的名义下互相残杀的年轻人们，那些在我生活的同一片土地上发生过的同胞之间的斗争和流血，和我自己的人生其实只隔着一层窗户纸的距离而已。同样地，我要到很久之后才能意识到就在我的童年时代，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和许多别的城市里，这样的流血事实上并未停止。
尽管后来它们确实戛然而止。
我常常觉得，真正理解任何历史事件的最好方法，是把自己假设为彼时彼地的普通一员，然后推测自己有可能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要知道反右究竟意味着什么，只需要假设一下自己生于四十年代，然后自问依自己的性格在57年会有什么遭际。要知道下乡是怎样一回事，也可以不妨问一问生于五十年代的我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自己人生轨迹的巨大转折。即使我仅仅早出生十年，我也一定不免于会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出现在那个广场上，经受那些标语、口号、呐喊、以及最终是枪声的洗礼。我会怎么做？而此后的人生又会如何？这问题离我事实上是如此之近，虽然它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段遥远的历史残像。
既然归根结底从未有一代人享受过像我这一代人迄今为止所享受的平静人生，那么它就不能被当作常态，而终究只是一种稀罕的幸运。中国已经有几百年都不曾享受过这样的幸运，没有人知道它会延续多久。这里的关键在于，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那些悲剧究竟会不会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毫无疑问，这样的问题从来也不曾被认真讨论过，包括提及在内都是被禁忌的。
二、
十年前，我十七岁。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1999年5月8日，周六，我刚从外面打工归来回到校园里就听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美国人轰炸了我们的使馆。请原谅一个尚未真正成年的男生的政治不正确——我的第一反应是激动。
我那时正是北大一年级的学生，高中毕业时选择北大似乎毫无犹豫可言。一所学校有传奇，有理想，有未名湖，有三角地，我怎么会有别的选择呢？
在三角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经贴了出来。周围人影纷乱，所有人都脚步匆匆神情热烈，一种正处于某个历史性事件的核心地带的自豪感迅速占据了内心。我为美国的轰炸感到愤慨，我为同胞的牺牲感到悲伤，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一刻，我正站在一所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无数关注的学校的中央，周围是一群和我一样情绪激昂的同学们。课程似乎不重要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罢课这个词真的被反复提起过），一切时间观念和校园戒律都消失了。这是非常时刻，一切不寻常的事情都是可以被接受和容忍的，这是生活节奏消失的一刻，是“日常生活”这一观念边缘之外的地带。这让我觉得兴奋。
也许甚至是觉得热血沸腾。
当晚就有去美国驻华大使馆游行的动议，然后人群的意见立即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即动身，一派主张“要理性”。主张理性的同学们声嘶力竭地宣传自己的理性，而主张立即动身的同学们气愤地指责这种理性是软弱，可是终究也没有立即动身。似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连夜赶去了使馆，但是大多数人在吵嚷中消耗了太多时间和精力之后发现实际上妥协已成定局，于是最终的结论是第二天一大早去使馆，当夜只在校园里游行。
我完全不记得晚饭吃了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参加了入夜后校园里的游行。有人提议过游行队伍越出校园直接上街，但是被以不合法为由否决了。于是，在午夜，队伍浩浩荡荡地在校园里开始巡行，我也浩浩荡荡地走在其间。当一个人从属于集体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就是集体，他的嗓门比平时要大，他的步伐比平时更坚定，他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尽管只是其间的一个原子而已。我们的口号嘹亮地回荡在校园上空，时不时从周围的宿舍楼里传来叫好声应和。口号都是四字一句，我不知道领口号的同学是全凭即兴发挥还是手中有提示，总之似乎可以持续很久都不重复。
直到一句我从来都不喜欢的口号几乎就要从我口中大声喊出来的时候，这个超现实的夜晚对我来说才嘎然而止。我忽然惊愕地发现这一刻是多么不真实，而我全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第二天我还是参加了去使馆的游行。因为不只有一个高校参加游行，通向使馆的小路被挤得满满当当。所有的队伍都只能排队等候，等待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大家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无事可作。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轮到我们接近使馆，建筑的墙壁上有斑驳的墨水印记，据说是有人用墨水瓶砸出来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在使馆外示威的情形究竟如何，只记得我们必须尽快结束，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在等。
等到离开使馆大家要坐车返回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其实没有任何义务要和大队伍一起返回。那是个星期日，我在学校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而结束后的游行队伍已经不存在任何集中行动的纪律需要遵守。于是我一个人离开队伍来到长安街上，意识到那个下午我可以在街上随心所欲地闲逛。周日的长安街和使馆门口相比显得格外空旷祥和，人流和商铺都一如往日现实美好。我走在街头，心里无比快乐。
三、
今年5月2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 4月30日，北京大学的32630名同学收到了来自校方的短信提醒，警告大家在敏感时期谨言慎行。
这件事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因为事实上这则短信并不存在。这篇报道本身被张贴在北大未名BBS上，引起的反而是针对纽约时报的声讨。中国已经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会把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了。
无论以怎样苛刻的标准审视，都没有人能否认今日中国在政治宽松程度上同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并且仍在缓慢的前进注。这是个吊诡的现实，因为这种渐进改良的模式似乎正是二十年前许多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那么那场鲜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它并未在历史上发生，是不是中国今天的前进轨迹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部分借助于互联网的帮助，今日中国已成为言论的汪洋，纵然仍受限制，但是终究早已不是西单民主墙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发言，大声地发言，争先恐后地发言，义正词严地发言。谁说新世纪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任何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后面都充满了或许连正文也没有耐心看完的急不可耐的评论者的回复，任何一起有争议的刑事案件都能成为各大论坛爆炸性的主题，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唯一没有改变过的现实，是仍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在吵嚷和自我宣泄之余，花时间去倾听，去自我怀疑，去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件哪怕并不重要的事情，然后在妥协和宽容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我们其实一直都还是生活在由口号和标语、同志和敌人构成的世界里，生活在每件事情都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逻辑之中，生活在靠嗓门和口水、挖苦和批判来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这既是我们追求政治文明的方式，也是我们对政治文明的向往。——它已经近乎前所未有的实现了。
毫无疑问，对手无寸铁的年轻生命的屠杀是不可原谅的罪恶。但是对二十年前那场悲剧的受难者的同情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实际上并未在嗣后的岁月里起到任何启蒙的作用。既然连基本的讨论和反思都成为禁忌，那么中国的任何进步无论如何也无从归功于此。
这里最值得悲哀之处在于，在那场悲剧的对立双方身上，反映出的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它简单粗暴，整齐划一，对自己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对自己的对立面冷酷无情——尽管那对立面事实上只是自己的镜像而已。我们确实继承了那场悲剧的遗产，但不是因为它的流血和牺牲本身，而是因为它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在此之前更长一段历史之中都未曾解决的问题，仍然在今天以新的面目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旧的中国——以八十年代为尾声的中国——的阴影其实从未远去。它不仅仅笼罩着那场斗争的胜利者，也笼罩着那场斗争的失败者，甚至笼罩在今天许多已经不再了解那段史实的新一代年轻人身上。它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让今日这几百年来都未曾出现过的崛起机遇毁于一旦，因为它的土壤从未消失过。
注：就在本文完成的同一天，大量国外网站（包括twitter）被GFW封锁。本文在豆瓣上的镜像也在当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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