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力马扎罗的八天和一夜

Wednesday, July 20th, 2016 12:12am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受这个罪啊?」

那是在乞力马扎罗的第五天。我们正在从一个海拔四千米左右的营地向另一个四千五百米左右的营地跋涉。冷、累、脏、喘不上气、紫外线晒得人皮肤发痛,有一个同伴发了烧,另一个正要来例假。「我想吃烤鸭」,有人宣布。

然后我们从腌笃鲜说到卤肉饭。我说我其实想吃方便面,大家一致同意方便面此刻听起来也不错。然后我们开始比较记忆中的纽约餐馆的优劣,仿佛谈论美食可以让人忘记自己正置身于雪山脚下的荒原上。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仍然需要爬完这一段感觉永远也没有尽头的之字形山路,到达山坳里一片可以搭帐篷的空地,钻进睡袋度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并且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几天。

我在出发前对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知道征服乞力马扎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不依赖专业装备所能爬上的最高的山峰——但说实话我并没太多时间细想这事。动身前往非洲的前几天我才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 roadtrip,一身疲惫地来到燠热的上海,旋即飞回老家办事,在出发前当天才又回到上海。我抓紧飞机起飞前最后几个小时匆匆买了几件高山防寒的衣服(事实证明是不够用的,请别重复我的错误),动身前往机场时身上只有几百元人民币,没有美元和其他外汇,心想大不了可以在当地用银行卡取到一些钱(事实证明取不到,请别重复我的错误),然后近乎毫无准备地登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的飞机。

结果飞机延迟起飞,直到凌晨还孤零零地停在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上。我连日奔波又有时差,狼狈不堪,无法入睡,心事如走马轮转。就在几周前我还住在纽约的公寓里,而此刻我将飞往一片我从未去过的大陆,又很可能会耽误后续的行程,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在这个出乎意料的夜晚显得格外荒诞的时候,我收到一条信息:

你得有多讨厌我才能做到走了都不道个别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到:

I don’t.

差不多就在这时,信号消失,飞机开始滑入跑道,在黑夜里跃向空中。我不知道这条消息发出去了没有。

到了坦桑尼亚,克服重重现实困难进入山区,我才意识到在这里登山究竟是怎样一种挑战。我们有向导负责帐篷和食物,但还是得凭自己的身体扛过高原反应,以及高山特有的极端气候。在高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有没有阳光会让气温上下好几十度,所以中午还可能满身大汗,夜晚就要面对滴水成冰的严寒。差不多每个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就要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进帐篷,穿着衣服钻进睡袋瑟瑟缩缩地勉力入睡。如果凌晨要爬出帐篷起夜,就更是对意志力和身体素质的艰巨考验。在高原的血氧含量只有平地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这就意味着任何平凡的动作都忽然变成了心肺功能的巨大挑战,有时候我们爬上十米左右的土坡去大小便,回来就要坐在石头上喘息上十来分钟才能恢复平静,相视苦笑。这在事后想来是很有趣的经验,但当时实在苦不堪言。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的水有限,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卫生,几天后大家就已经对自己乌黑的指甲缝和油腻的头发置若罔闻,只在吃饭前还坚持设法用湿巾消一下毒,权作心理安慰。但最为挑战神经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在山里一旦病倒就非常被动危险,即使甘愿放弃行程,要得到救护也很困难,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已经徘徊在健康和病倒的边缘上,基本上是在靠意志力支撑着,因此身体状况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会让人惴惴不安,生怕是某种不详的预兆。我们彼此调侃,加油打气——在山里,我们偶尔也会聊起海明威,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水泡、便秘、心率和私人八卦——可我们没法回避一个根本的困惑:在四千米的高原上行走已经这么困难,我们怎么可能在最后一个夜晚用不到七个小时沿着最陡峭的一段路登上接近六千米的山顶呢?

终于,在我们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快被逼到极限,大家近乎度日如年地开始倒计时之后,这个夜晚如期而至。白天我们爬上海拔四千六百米左右的大本营,在向导的要求下睡了两三个小时(大多没有睡着),然后在深夜十二点爬起来,穿上我们能穿上的所有衣服,动身登顶。

出乎意料的是,登顶没那么难,至少不如预期那样难。我尽力让自己呼吸平稳,和脚步的节奏相配合,让身体近乎本能地协调前进。深夜登山的人们的头灯在夜晚排成一条长龙,蜿蜒在头上和脚下的黑暗里。天上银河静默地闪耀,我不知道时间在以多快的速度流逝,只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步步前进。我能感到我的脚步开始虚浮,胃里空空如也,血糖渐渐下降到令人不适的程度(如果停下来吃能量棒会让周围的人都跟着变得更冷,所以只能忍耐),但或许是直觉,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我能登顶成功。

在朝阳的曙色开始抹上东方天际的那一刻,我们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进入了山顶的水平小径。这时的氧气压力已经大约只有平地的一半,但人人皆知胜利在望,没人说话,大脑近乎空白,身体也仿佛失去了现实的感受力,大家在渐渐亮起的天色下默然赶路。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我从没想过在山顶的雪是这样子的,和山下任何角度看来都不同,和想象中也不同。它毫无真实感,静静躺在山路两畔,在天边朝霞的映衬下发出幽暗的蓝光。好像走在梦境里一样。

在太阳终于跃出地平线的前一瞬,我们到达了山顶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又花了十个小时和一个夜晚回到山脚下,回到有网络和热水的现实世界里。随着心理开始放松,压抑多时的病痛终于如蒙大赦一般放肆地冒出头来。有的同伴开始浑身肌肉疼痛,有人头痛欲裂,有人皮肤溃烂,而我在山里最后一个晚上胃痛得几乎睡不着觉。但没人在乎这些事,这趟旅程在我们登上山顶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我用手机照了些照片(照相机因为太重并没考虑携带)。但有一幕是手机无法拍摄出来的,那是在第六个夜晚,我在凌晨被冻醒,觉得浑身发冷,脸颊滚烫,身上尽是粘粘的冷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开始发烧,尿意逼着我抖抖索索地爬出睡袋,在黑暗里蜷缩着身体穿好所有的保暖衣裤,尽量不吵醒身边的同伴钻出帐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天而不病倒,不知道最后一段上山的路会有多难,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身处此地,不在纽约,不在上海,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熟悉温暖舒适的角落,而是近乎孤立无援地来到这片严酷粗粝的大自然里。

然后我在刺骨的寒意里抬起头,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顶。在暗夜里山体和天空融为一体,无法分辨,只有山顶的雪映出紫色的微光,仿佛是勾划在繁密星空里的一抹微云在骄傲地闪耀着。

那是我对乞力马扎罗最深刻的记忆。

你最怀念纽约的地方是什么?

Wednesday, June 29th, 2016 11:30pm

一、

我离开了纽约。

有句不知道流传在哪里的俗语,三趟搬家等于一次失火。这说得太温和了。事实上,在美国辗转多年攒下来大大小小的物件里,我真的想要带走的除了衣服以外只有不多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十统统要设法处理掉。

走前一周在楼里贴了广告,不多时就有买家纷纷上门。电视,打勾。沙发,打勾。书架,打勾。唱片机,打勾。结果最终怎么也卖不掉的竟然是 DVD 播放器,只好白送给了朋友。其实只有两三年过去,所有人都已经不理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 DVD 播放器存在,但唱片机大家倒是可以接受,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里也许可以挖掘出一个什么关于科技发展的道理来。

「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不只一个上门买东西的主顾对我说。我的小广告是用英文写的,张贴的东西也没有国籍特征,但最后十几位联系我的买主都是中国人,这要么说明只有中国人才买二手货(我不大相信这一点),要么可见这栋哈德逊河边的公寓里究竟住了多少中国房客。所有这些人都彼此不打照面,每日各自出门各自回家,在电梯里各自低头刷微信,直到来我家买东西时才仿佛忽然意识到可以交个朋友。但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当想到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一旦决定要走,就像是巨轮起航一般,庞大的机器嘎吱作响地开动起来,再也无法逆转。一开始简直令人茫然无措,有太多事需要安排确定,彼此又环环相扣,像是在玩一局超级困难全是空白的数独游戏。要商讨在国内的新工作,要退掉公寓寻找临时住处,要越洋运送我满世界搜集的小玩意儿和两只猫,要在新旧工作之间插进两场长途旅行,要填无数表约无数人打无数电话,而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在每个举棋不定的时候对自己说:OK,就这么办吧。——但这也是最迷人的时候,所有未知事项在迷雾中一点点浮现出隐约的轮廓,无限的可能性逐渐凝固为确定的行程,自己像是一个又紧张又兴奋的旁观者,看着时间奔流向前。在山里蜿蜒的公路上开车久了会有种错觉,仿佛不断转动方向盘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而是汽车在前进中自动绕过每个弯道避过每个障碍。生活也是这样,只要定下一个日期全力以赴,等到日历无情翻到那一页的时候回头望去,就会诧异地意识到,居然所有的问题都真的找到了解决方案,而这确实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就像所有离别的人一样,忍不住在最后这段时间里用温柔得多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座城市,每一眼都想要留下一道剪影。这个夏天纽约的天气出奇的清爽惬意,傍晚时分,斜阳从哈德逊河对岸照过来,穿过闪闪发亮的 Whitney 新博物馆和 High Line 两侧的树丛,照亮斑驳的红砖墙和墙上的涂鸦,落在在西村和 Soho 起伏不平的石砖路面上,给满街急着下班的行人和黄色出租车投下长长的影子。从华盛顿广场到中央花园,街灯次第亮起,流浪乐手吹起小号,黄昏在微风里摇摇晃晃,每个转角都镶上一层金色。街边的酒馆把餐桌搭在露天下面,铺开雪白的桌布,斟满的高脚酒杯圆润的弧线上冷凝出细小的水滴,寻欢作乐的喧闹声响迫不及待地洋溢出来。曼哈顿盛大的夜晚即将开始,而我即将离开这里。

一旦意识到每走过一个街头的路口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时间就变得粘稠了起来。

二、

亚当是个憨态可掬的纽约佬,没怎么离开过美国,更没有去过中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超出了理性可以接受的范围。「道理我都懂,但是你为什么要离开纽约?」亚当不止一次问我。

我告诉他我的工作,我的职业规划,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还有姑娘。要谈论姑娘花了我很大力气,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这件事。讲给别人的时候很难理直气壮,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好像是在说,因为玫瑰是红色的,所以狐狸要跑到月亮上一样。

我讲到我曾经爱上的那个姑娘,在整个纽约我只能看见她一个人,从发梢到脚尖都光彩夺目。我们牵手在河边走过,木头栅栏被阳光照得温热,那时郁金香旺盛地开放,心融化在树叶的阴影里,被风吹着拂过帝国大厦的塔尖,晃晃悠悠地落在水面上,散成夜色里的波光。我觉得这就是我来到纽约的目的。

然后发现它并不是。

我对亚当说我从这件事中学到的东西。我开始重新动摇和怀疑自己,意识到我以为早已经消融的那些不安全感以远比我想象的更牢固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性格里。 我可以在陌生人面前落落大方,却常常在私密的场合里陷入僵硬固执冷漠抑郁,我以为那只是某种不太健康的个性,而终于渐渐明白它其实来源于我心里根深蒂固的恐惧,担心会被那些潜意识里既羡慕又坚信自己无法取悦的人所排斥。为了补偿这种恐惧,我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给自己设置了越来越高的心理上的目标,然后又因为自己决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而焦虑不安。我说: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好像永远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开心起来的样子。亚当问:因为你永远都在挑剔和厌恶你自己么?我说:是啊。

所以你来了纽约。

不不不,我来纽约的时候还没认识到这些问题呢。

你不需要认识到。亚当说,你瞧,你的心比你的大脑明智得多。它知道纽约才是你想要的地方,你在这里能遇到真正的生活,不是以优秀和被羡慕作为标准来评判的那种生活,而是日常、没有明确和深刻的意义、但是生气勃勃的生活本身。你不是已经改变了么?纽约正在教会你怎么放松下来,你比你以为的更努力地在解放你自己。

我看着亚当,不能置信。所以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写好的剧本么?

亚当问我离开的时候怎么向大家道别。我说:我不道别。我的朋友以后仍然还会是我的朋友,其余的人我可以默默离开不去打搅他们。亚当说:你别傻了,你只是不愿意去画一个句号来确认你对别人存在的意义而已。听我的,你去跟每个人说再见。我说:好。

亚当说:你去向她也道一个别。我说:我根本就不会见到她了呀。

可是我错了。就在我要离开公寓的前一个晚上,我最后一次坐地铁回到新泽西,毫无预兆地在出口通道里看到了她,就走在我前面几步路的地方,长发摇曳,步履轻盈。我看着她的背影,好像一举手就能唤住她似的。然后我放慢了脚步,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地铁出口的人流里。

我告诉了亚当这件事。亚当说:你看,你会觉得自己看到了她,说明你的潜意识想以这种方式向她说再见。我说:不不不,你没听懂,我不是想象中以为自己看到了她,我确信我看到了她。我对她那么熟悉,当然认得出她的背影。亚当问:你想象中以为你看到了她和你确信你看到了她的区别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并不存在决然真实的界限。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怎样对自己叙述这些事。所有的欢欣伤痛,贪嗔离合,都只是在以我们所能懂得的方式让我们知晓,并且记得,然后推着我们向前走。

三、

我真的去找很多人道了别,包括我在公司的老板格伦。格伦很惋惜我决定离开。「等你什么时候决定回美国了一定告诉我。」他对我说了好几次,仿佛怕我忘了似的。

我在纽约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换了好几任老板。格伦是最后一任,也是和我私人关系最好的一位。他是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一开始对我和我所负责的业务都一无所知。「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才能让你工作的更开心?」在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问我。后来我发现,他可以在面对自己管理的二十几名员工时几乎永远保持耐心和微笑。对一家工程师文化主导的公司而言,这一点也不容易。「你怎么做到的?」我聊天的时候问他,「我就做不到。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以后想不想转做管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没法想象我怎么管理我不喜欢的同事。」

「因为我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喜欢的地方呀。」格伦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年轻嘛,挑挑剔剔的。后来我遇到了我太太,被她逼着软化自己的性子,渐渐地就能做到喜欢身边的每个人了。所以你看,结婚是能改变一个人的。」

然后他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千万别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了。」

道别的时候,我让他抛开公司同事评鉴时那些礼貌的建设性意见,告诉我他觉得我工作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想了想对我说:你在觉得信息不够充分或者自己对问题了解不够深入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保守地完成自己的份内工作。这是不够的,你得把更多的精力花在领导和协调团队上,你不能觉得担心你懂的不如别人多就不去承担责任。我说:是啊,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正在一点点克服那种担心暴露自己无知的心态,但这是很难的事。压力越大,越容易本能地保护自己回避他人的指责。格伦说:You know what? Sometimes you are stronger when you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我想起我已经走了多远,从刚来到纽约时艰难地寻找自己努力的方向,到经历茫然、挫败、犹疑,再到开始站定脚跟的时候决定离开,我不觉得未来清晰可辨,但回头望去,我也毫不后悔我来了这里。

Because you are stronger when you put yourself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在我道别的时候,每个人都似乎要问我一遍,你最怀念纽约的地方是什么?这问题有无数种回答方式。我不会忘记纽约的天际线在东河到哈德逊河之间跳跃,汇聚到世贸中心的顶端,从那里向下看去,楼宇像山峦一样起伏蔓延,笔直的街道切出锋利的沟渠,奶与蜜日夜流淌奔涌。我时常坐在酒吧的窗前看街道上匆促的行人,一个酒保对我说过那是这份工作最惬意的地方——「看着这些人在门外走过实在是太让人放松了」——大腹便便领带只系到腰上第二颗纽扣的壮汉,牵着三条狗画着满面凄苦的浓妆的老妇人,两臂刺青的黑瘦光头青年,一身正装把高跟鞋塞在大手袋里穿着运动鞋赶去坐地铁的年轻金发姑娘。每个人都踢踏起舞,面无表情地带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故事出现在彼时彼刻然后消失不见,像是排练很久的合唱在这一刻如约上演。然后大雨倾泻而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勾画出城市的骨骼,帝国大厦的尖顶骄傲地变幻色彩,林肯中心璀璨光华的喷泉窃窃私语,中央车站金色的四面钟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抬头仰视着蓝色星空的穹顶,那是和真实的天空镜像对称的图案,这样当人们注视着它的时候,他们是在从上帝的视角看到世界。是的,只有在纽约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说真的,当一个人怀念纽约的时候他怀念的并非这城市本身,而是他自己的日子。纽约并不定义我们,我们定义自己。

于是我打包启程,穿过河流、山川、丛林、沙漠、暴雨洗过的平原、青草、挂着松萝的橡树、蜥蜴、帆船、沙滩、茁壮的仙人掌,直到和落日一起飞越大海。纽约不会记得我,但没关系,因为我实际上从未离开过。

EDGE

Sunday, May 15th, 2016 12:58pm

一、

「下面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请大家自发组成四个小组,每组五个人。」导师说。

大家纷乱地起身,椅子哐啷地响。我们走到教室里空旷的一侧,大家彼此对望了片刻,都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我站在人群边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微微发烫,胸口发紧,心脏砰砰地跳动着。信不信由你,「大家自由分组」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

这里是一个在欧洲中部乡下为期两天的由公司内部组织的 leadership 培训工作坊。我对这种工作坊素来不太感冒,总觉得这种在导师的带领下被摆布着做各种各样号称培养某些人际关系技能的把戏像是对待小学生一样。即使在小学时我也不太乐意参加这类活动,何况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总是没法克制自己跳出那个环境冷眼旁观,然后问自己:这有什么意义?这为什么管用?这难道不是在蒙事么?总之很蠢。

但这个工作坊被很多同事盛赞,而且这里的导师们本身也都是公司里的资深工程师同事,不是从外面请来的专门做公司培训的那一类职业培训师。所以我还是来了。

一开始的热身活动很简单,大家介绍自己,随机发言,彼此熟悉。每个人都被标上了一种颜色,这是大家按照事先发下来的材料里的颜色性格分类法给自己选择的:

  • 金色,推崇传统、清晰和可靠性,让人觉得安全。欣赏责任感和秩序,喜欢计划,喜欢列表。追求掌控感。
  • 绿色,追求独立,喜欢抽象思考和科学的态度,乐于研究复杂的系统。根据信息而非感觉做判断。自我要求很高,追求不被控制的感觉。
  • 蓝色,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容易感知他人的感受,有创意和想象力,会因为冲突而感受到压力,对批评和拒绝很敏感。追求被注视和被喜爱的感觉。
  • 橙色,喜欢灵活性和趣味性,追求享受当下的生活,厌恶枯燥的事情。乐于动手,效率很高,有时过于冲动。希望被崇拜和被奖励。

听起来很像星座的简易版。我在选择颜色的时候想了很久,我和橙色的人很容易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我自己大概不是。我能理解有不少人会选金色,也知道这是离我最远的颜色。至于绿色和蓝色,我在中间游移不定,最后勉强选择了蓝色。

出乎我意料的是,整间屋子里只有三个人选了蓝色。绿色是最多的,其次是橙色和金色。我问导师,这样的分布是正常的么?

导师说,是的,至少在公司里每次活动,选择蓝色的工程师都是最少的,而绿色总是最多的。

这倒很有趣,我想。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会选择绿色,这确实是大多数工程师最自然的自我分类。但是蓝色的人比较少,是因为总的说来颜色分布就不平均,还是仅仅因为还是这样的人不太容易成为工程师?

无论如何,和我事先想象的不同,开场活动的气氛非常放松。这个工作坊的参与者虽然彼此素不相识,来自不同的国家,但终究是同一间公司的工程师同事,很容易建立天然的信任和亲切感。如果两天时间就这样闲聊过去,其实也挺不错的。

但我马上就被导师打断了幻想。「你们现在已经对彼此有个大概的了解了,请你们自己彼此挑选,组成四个小组吧。」导师说。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变得沉重的声音。这种挑选和被挑选的场合有的人能从容应对,但我不行。

这是从小积累起来的巨大心理阴影。在一个小伙伴们彼此打成一片的年纪里,我总是孤零零地站在边上的那一个。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记得这种感觉,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难磨灭的记忆。不同的人面对的困境不同,有人是因为长相的因素,有的是家境或者生理条件特殊,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但结果终究殊途同归。如果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无论是念书还是争取老师父母的欢心,总是可以奋力去尝试。可是集体活动不一样,「别人不带你玩」,这是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单方面解决的困难。

而它的影响会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消失不见的成年岁月里依旧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也许外在表现并不明显。一个小时候挨过饿的人长大后即使家财万贯,有时也还是难于彻底摆脱对饥馑的毫无理智的恐惧,别的心理需求也是这样。我长大成人,念书,出国,工作,有足够的自信面对生活中绝大多数问题,有背景各异的好朋友们,在公司和同事相处毫无压力,面对上百人即兴讲话也几乎从不怯场。但这件事不同。

会有人愿意和我一组么?

我站在人群边上,身体僵硬,手掌潮热。也许没人能看出什么异样,但我自己感觉的到。大家已经开始互相交谈了,我该做些什么呢?就这样等着,还是直接转身问问碰巧站在我身边的人?

就在我还没真正镇定下来的时候,一个刚才一直没怎么发言,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的小伙子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你好,我叫 Bob,你愿意和我一组吗?」

二、

Leadership 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人都晓得,美式职场文化对 leadership 的重视简直到了某种近乎执念的程度。无论是面试还是升迁,它都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有时候甚至凌驾于其他所有标准之上。所有过来人都会告诉你,仅仅专业能力过硬是不够的,埋头苦干更是不够的,你需要「show leadership」才行。

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人会把 leadership 本身当作一门专业一样来学习,然后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以作为夸耀的资本。我有幸确实和一位这样的同事共事过,他的简历里得意洋洋地列举了他如何擅长组织计划,受过丰富的管理学训练,在各种场合都能自然而然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当他被调到我的部门的时候,所有人都预期他会成为我们部门的候任经理。但在让他真除这个职位之前,上级决定让他先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和我们合作一段时间,事后看来,这是个英明的决定。

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他所谓的领导力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把同组的几个工程师招在一起说,我们来计划一下接下来这个大项目吧。

然后他准备了好几种不同颜色的报事贴,在墙上画了一个巨大的表格,让我们其余所有人把这个项目分拆成一系列子任务,在报事贴上写下预期需要的资源和时间,根据不同的类型分配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们遵循着一系列复杂的规则贴在墙上的表格里。在耗费了一组人半个下午的时间之后,我们把一整墙花花绿绿的报事贴誊录在一个同样花花绿绿的 spreadsheet 文档里。他满意地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个季度的工作计划了。

我们后来没有谈论过这件事,当然,也没有人再次打开过那个纸上谈兵的文档。几周之后,他被上级客气地建议去别的组另谋高就了。

这当然不是说,leadership 是个虚无缥缈的幻觉。当一个人确实是个好的领导者的时候,他对团队的激励和对工作进程的推动力量是如此显而易见,几乎是种有形的存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遇到过几位这样的人,有时是作为同事,有时是作为我的上级,那是极为珍贵的学习经历。

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 leadership 简单归纳为一些明显的行为方式或者性格特征,可以让人按图索骥地模仿。性格当然影响人们的互动,但是一个人的领导力终究并非体现为别人以什么方式和他相处,而是体现于他是否能有效组织起众人的力量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至于具体的人际沟通模式则千差万别。我见过的真正出色的领导者各有各的性格,没有谁能套进一个标准的模子里。而且——虽然这样说有点绝对化,但是确实是我的经验——越是一切做派都看起来符合人们对一个好领导者的想象的那些人,很可能实际上越是赵括马谡一流人物。

如果没有普遍的规律,那是什么阻止一个普通人成为好的领导者的呢?

三、

我们很快分好了小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被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所有的小组需要分工合作,在很短时间里构造出一个满足特定功能要求的组合管道。

真正设计这些管道本身是饶有趣味的任务,但很显然,下面这些非技术性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困难之处:

  • 需要分配多少人力来真正设计和建造这些管道,多少人力用来交流联络?
  • 需要分配多少资源来测试这些管道?
  • 怎么在不同的小组之间建立有效的通讯?以什么形式通讯?
  • 如何在成员之间分配责任?

这听起来很普通,任何一个在大学里干过学生会职务的人对这些问题都不陌生。但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在组织结构并不明确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坐而论道要困难得多。事实证明,即使在场的全都是还算有团队经验的工程师,经历过现实工作中大小项目的考验,在这个时间紧迫的开放环境下也几乎全都手忙脚乱,差点一败涂地。一旦任务上了轨道,每个人都表现的像个出色的 team player,但基本的轨道在一开始并不存在。

这是校园教育和大公司训练最显著的弱点:我们几乎总是依附于既有的人事架构而工作,即使埋头做一颗螺丝钉,也总是可以假定整架机器不会散架。但是这个假设不成立的时候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个在一团迷雾中廓清原始组织轮廓的过程定义了 leadership 的意义。它意味着以合适的方式和力度影响团队中的每个人,搭建起团队成员之间的桥梁,从而使得众人的努力得以连接为一个整体。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特定的任务——在一个健康的团队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出 leadership——但它确实是一种不寻常的能力。

既然这是一个人际交流的过程,当然会有一系列没有正确答案的困难问题,比方说:

  • 是应该一开始就努力推动自己希望推动的计划,等待别人附和参与,还是应该首先建立众人的共识再行动?
  • 和别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如何确保争执不演变为个人摩擦,影响接下来的合作?
  • 当大家没有明显共识又没有人有足够权威拍板的时候,要不要试图打破僵局,以什么方式打破僵局?怎样不让自己的努力导致新的僵局?

诸如此类,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做法,决定了他们成为什么风格的领导者。但我很快就发现,至少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抽象的问题凌驾于所有这些问题之上:

要以多大的积极性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归根结底,不主动也是一种选择,不是么。

四、

我很快就发现了 Bob 和我的不同之处。

Bob 选择了绿色。也许是我先入为主,我总觉得选择绿色的工程师一般不太喜欢当众发言。但即使在他们中间,Bob 也是相对而言更沉默的一个。和他相比,我在集体面前要聒噪多了。

然而在小组内部则不是这样。在拿到任务之后,我还在心里掂掇各种方案的优劣的时候,Bob 发话了:「我们这么干吧,第一……」

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意见,但是确实可以干得下去,当然中间有很多修正的过程,但是我们确实执行下去了。

我很快就意识到,Bob 并不比我更聪明或者反应更快,他只是不觉得说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见会有什么问题。我发表一个想法的同时,会自然地首先考虑到这个想法会受到什么反应和对待,从而调整自己发表它的方式,而他似乎没有这个顾虑。我需要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来确保自己会被接纳。而对他来说,被接纳只是自己行动的副产品,并不是它的先决条件。

所以我大概确实更偏向蓝色,我想。

蓝色当然不是什么缺陷,就像没有什么星座比其他星座更好——不过射手座确实比其它星座更好——这种粗疏的颜色分类之间当然更谈不上严格的优劣。所有的性格都有它的长处和负担,而且往往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要享受对世界更丰富的理解,就得承担更敏感所带来的创痛。如果我是别的颜色,也会有别的问题存在。

但是敏感不等于被动和消极。归根结底,成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本质前提是得想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就像某个篮球教练说过的那样:Winners want the ball.

这不是权力欲。这是行动,以及安全感。

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导师的带领下彼此评价团队其它成员的表现。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一个队员提到我的发言方式很特别:「你说话太不直接了,有时候我要听半天才明白你想说什么。」我记下了这段话,但是有点困惑。等到散会休息的时间我忍不住问 Bob:「我说话真的很晦涩吗?平时工作里并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啊。」

Bob 大笑起来:「那是他的问题,他不适应你的风格而已。我觉得你说话很好啊。你记得昨天早上组队的时候我主动去找你吗?我就是因为听了你之前的发言,觉得你一定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才在直接走过去邀请你的。」

我当然记得,而且有点感激。他不知道那个惶恐而紧张的时刻对我有什么意义,但我知道。

过了这么久,也许是时候不再把责任推给少年时的经历了。

如果说我在这两天的工作坊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事实上,任何性格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只要他足够了解和接受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执念、盲点、恐惧,但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完美的性格才可以领导别人。一个能努力向外推动自己的边界的人,是可以推动世界一点点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个工作坊的名字,EDGE。

不是缩写,就只是它字面上的意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