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川普

Thursday, November 03rd, 2016 10:45am

1985 年下半年开始,著名记者 Tony Schwartz 应川普之邀和他近乎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八个月,跟随着川普参加会议,同他闲谈,在庄园一起度过周末,在办公室和私宅听他和人谈生意,揣摩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作为替他捉刀写后来大获成功的《交易的艺术》这本书的准备。

在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下,Schwartz 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川普从不读书。他没有在川普的任何办公室和家庭房间里见过一本书,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任何书籍。「我严肃怀疑川普成年后真的一本书都没读过。」Schwartz 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这件事在美国媒体中间并不是秘密。2016 年 5 月选战正酣时 Foxnews 的主持人 Megyn Kelly 在专访川普时就专门挑了这个话题问他,让他介绍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川普说了一本 1929 年的小说《西线无战事》。Kelly 很显然怀疑这是川普幼年时读的书,于是追问他最近读过的书是哪一本。「我读文件,我读一些片段。」川普不耐烦地说,「我没时间。」

和他不喜欢读书相对的,是他对电视的痴迷。不止一个记者报道过川普有多爱看电视。Schwartz 把它归因为川普「短暂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也就是说,川普无法在一件事情上长久专注地沉思默想,而必须不停刷新自己的注意力。电视恰恰适应这一性格特质。甚至连川普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2015 年 8 月,NBC 主持人 Chuck Todd 在专访中问川普他从哪些专家那里获得关于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建议。川普说:「我看电视啊。」

在 1994 年的一次演说中,基辛格曾经这样总结过读书和看电视这两种不同时代的获取信息的方式的区别:

我们正在从通过阅读学习的年代转向通过观看来学习。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文字的时候,你会逐步建立抽象概念,让这些概念层层相扣。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图像的时候,你的看法会建立在印象和情绪之上,而它们很难复现,所以你甚至没法回头检查你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影响的。

川普正是这一时代的结晶,他既是影像媒体的产物,也是操控它的大师。他的竞选历程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当复杂微妙的现实被粗暴直接的口号和宣言所取代,当方向代替路径,断言代替疑问,what 和 who 代替 why 和 how,当选民的负面情感——恐惧、怀疑、排斥、愤怒——被充分地调动起来的时候,能够产生多么摧枯拉朽沛然莫之能御的效果。印象和情绪是他最好的武器。

但也正是这种特质让他遭到了传统知识精英近乎一面倒的反对。2016 年 8 月,他所在的共和党的 50 名外交国安领域的资深官员联名写信,宣称他的当选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灾难。信中说:

同此前缺乏外交领域经验的总统们不同,川普没有展现教育自我的任何意愿。他始终表现出对当代国际政治知识的令人震惊的无知。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位总统应当愿意去倾听顾问和部门领导的意见,应当鼓励对各种彼此冲突的观点的思考,应当能够意识到缺陷,并且从中得以进步。在我们看来,这些关键素质川普一样也不具有。他无法分清事实和幻象,他不鼓励彼此冲突的观点,也无法忍受任何批评。

是的,每个政治家当然首先都是一个足够自信的人,但区分他们的不是他们有多相信自己,而是在自信之外,他们是否留出了足够自我怀疑的空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理解自然和社会都有超乎朴素的日常经验和直觉之外的奥秘,理解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的重要性,理解自身的局限和思考的价值。同样是基辛格曾经说过:「当你觉得自己对一件事确信无疑的时候,你要么是真的洞悉这件事的全部真相,要么只是因为你对它一无所知。」伟大的政治家了解这一点。

川普是这一切的反面。他几乎对每件他认定的事都确信无疑,并且也这样鼓励他的追随者。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世界只是一个放大的丛林,热衷于炫耀拳头和肌肉。他们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进入任何包含复杂细节的讨论。他们热爱阴谋论,对任何同自己主观认知不符的事实都视而不见。他们鄙视沉思和审慎,认为那只不过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川普把这些性格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竞选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的直觉和胆量远比知识和经验更重要。这甚至都不是一种竞选策略,川普是个真诚的反智主义者。

他因此和这个时代一拍即合。全球化让原先远隔千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社群忽然成了邻居,彼此竞争,彼此抢夺资源和就业岗位,彼此警惕,猜疑,仇视,党同伐异,乃至兵戈相见。而这正是川普最好的养料。在这个大多数人连买一个手机都要踌躇不定很久的选择困难的时代,川普成功地让很多人相信,那些关系千万人生死贫富的内政外交议题都有着简单明快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一言而决。一个人要是不立刻采纳那个方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愚蠢天真幼稚的政治正确蒙蔽了双眼。

这正是我觉得川普最危险的地方。传说中奥马尔在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说:「这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明明白白写在古兰经里,为什么还要保留别的书籍?」人类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时代。但川普提醒我们,那个阴影从未远离过。

可是川普至少掀开了皇帝的新装,勇敢地挑破了大多数人此前不敢直面的禁忌,不是么?他的攻击虽然粗暴,但是难道不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么?

会这么想的人,大多都只具有极为短暂的历史记忆。他们不记得或者从未知道,同样的这些攻击辞藻在 1992 年布坎南的竞选里出现过,在 1968 年华莱士的竞选里出现过,在麦卡锡的时代出现过,在一个世纪以前反对天主教移民和华人移民的浪潮里也出现过。在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的时代美国赫斯特报系对华人的攻击,听起来和今天川普的言辞别无二致。

这不是什么勇敢的实事求是,而只是人们面对大时代变革时根深蒂固的本能恐惧罢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真正实事求是的道路。它要求你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了解一个议题冲突各方的彼此诉求,寻找未必立竿见影但脚踏实地的妥协方案。它需要你去抵抗那些几千万年积攒下来的人类对部落的天然忠诚和对异类的本能排斥。这是条困难的路,因为你不得不用一千个字来回答一个问题,而你的听众正不耐烦地期待着一个只有十个字的答案。

但人类读过和写过那么多书,走过那么远的路,不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用光纤把每个人连接在一起,不是为了纵容自己的本能,而是为了超越这些本能的。

如果觉得自己的答案太复杂,就让自己练习说得更清晰准确一些。如果觉得对方在用恐惧和愤怒作为武器,就逼着自己更冷静和勇敢一些。亚历山大图书馆烧掉了,就去建设更多的图书馆。

这就是我们反击川普的方式。

打不到车的人

Sunday, September 18th, 2016 11:29pm

一、

妈妈来上海过了个中秋。临走的时候她说,这一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滴滴打车。

是我逼着她学的。她说她下了高铁之后怎么也打不到车,我顿时想起来前几天在雨里我看见街边一个老阿姨提着两大兜重物徒劳地召唤出租车的场景。众所周知,打车软件让出租车司机倾向于去抢单,等于是变相剥夺了不会使用这些软件的人的打车便利。这不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这种商业模式能够成功的关键一环。但总有一部分人要付出一点代价。我不希望我妈妈是付出代价的那个人。

她很快就意识到打车软件不仅仅只是方便叫车而已。在上海的时候恰逢台风带来的暴雨,而她要去的地方多半交通拥挤,这种天气里即使没有打车软件抢生意,出租车也未必愿意出车,拒载率一定很高。和出租车司机当面交涉乃至争执即使对年轻人来说也是让人极为不快的经历,何况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打车软件可以加价叫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和司机的沟通问题,她为此开心不已。

当人们讨论打车软件的时候,这好像是不怎么被提及的一个方面。而事实上,即使打车软件没有补贴,价格和出租车持平,它所带来的市场信息流动性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和共享经济没什么关系,纯粹是数字技术对人们交互方式的改进。传统打车本质上是个社交行为,一个人要当众发出请求,有时还要和人争抢,并且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拒绝。有的人容易打到车,有的人不太容易。而打车软件消灭了这种不平等。

可是它又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妈妈说:你知不知道我周围有多少人都不会用打车软件?

我说:你不能总和你的小伙伴们比啊。你就是因为老是这么想才一直没学会用滴滴打车的。

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技术开发者有时候会觉得不采用新技术的人不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是自作自受,但「采用新技术」并不只是一挥手的事儿。我妈妈不是愚昧的老顽固,她不转朋友圈里的各种传闻,不理睬电话诈骗,也不迷信保健品,她会用手机支付宝买菜,会出国自助旅游,会在平板电脑上保卫萝卜。她只是——像许许多多类似的人一样——碰巧一直没学会使用打车软件而已。

二、

过去一周里一直有人问我怎么看抢月饼的那件事。我没什么好答案。这件事没那么黑白分明斩钉截铁,两造做法都有可议之处。如果一定要我做一个判断,我会觉得,无论如何惩罚过重了,而且一家公司赋予 HR 一种类似于政治监督员的角色,本身可能不算是特别健康的文化。

但从程序员的角度来说,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应该被开除的程度,他们确实在员工之间制造出了不公平。是的,我们可以争辩说,其他领域的许多做法本质上也在做相同的事(比如抢票软件),但这种辩论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无论如何,技术取得了优势,获得了利益,并且是以牺牲其余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一点。有趣的是,在全社会对这件事的反馈里,大部分从事技术的人都站在程序员一方,而大部分别的行业的人都站在相反的一方。这大概不是偶然现象。

就像打车软件一样,许多新技术都同时有两种效应并存。一方面,它消灭了原本系统中不合理无效率的障碍,促进信息流通,抹去由于种种先天或者后天因素造成的人之间的鸿沟,帮助弱势一方取得原本只有强势者才能获得的地位。另一方面,它惩罚(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跟上技术脚步的人,让他们为技术的获益者买单。它带来的效益是这两者的叠加:一部分是非零和的,来自对系统原有问题的解决,一部分是零和的,来自对特定人群的剥夺。

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让前者更多些,而后者更少些?

抢月饼的那个事件里,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也许在这间公司里其实行不通的)解决方式可能是这样:程序员们意识到了原本系统的缺陷,于是写出了一个软件可以方便地抢到月饼。然后他们把这个脚本改造为可以公开给所有员工使用的版本,告诉大家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用再毫无意义地不断刷新网页了。他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脚本就放在分发月饼的网页上提醒每个访问者下载,或者干脆更进一步,改写那个发月饼的网页本身,整个公司的时间成本都会被节省不少。既改进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这么做当然不是程序员的义务,但对掌握力量的人来说,只讨论义务是不够的。

三、

我妈妈离开上海之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用滴滴打车的时候界面上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刷脸可以获得某某优惠,刷脸是什么?我说:这是个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的新功能,不要理会就是了。

我能想象制作这个弹窗的产品经理大概没怎么细想这事。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懂刷脸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只要稍微细想一下,就能估计出全国会有多少人可能看不懂刷脸这个只有两三年历史的新词汇。我们当然总是可以简单地说,这些人不是目标客户。但这是结果,而非原因。一个功能在设计时就没考虑这群人,他们自然就不会成为目标客户。

这当然并不是说,一款产品应该想要面面俱到地服务所有人。这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不现实。然而技术行业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就不再是独立的客户,而是社会本身,是我们虽然从属,但有时又会觉得陌生的那个对象。

我们有没有全力以赴地保卫这个社会的完整,而非眼看它被技术带来的变革所撕裂?

我们所创造的价值,是来自对传统社会运行方式的改善,还是来自于对没能迅速适应(甚至意识到)每场变革的人们心照不宣的掠夺?

如果这两者无法截然区分,我们是津津乐道于强者如何碾过这个世界,还是留神倾听了那些被碾过的弱者的声音?

技术的崇拜者喜欢赞美蛮荒大地上的探险,赞美燎原的烽火,赞美自由和创新和沛然莫之能御的革命,并且常常带着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骄傲。但他们有时会自己也低估了世界变化的速度,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转眼之间掉落在鸿沟的另一面。在从前街边打车的时代,弱者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在手机打车的时代,弱者是看不清屏幕的老年人。如果有朝一日会写 js 脚本成为一种本质上的优势力量,能获得不平凡的利益,那其余每个不会写脚本的人——包括我这个不怎么称职的工程师在内——该怎么救济自己呢?

没有人能永远站在潮头,也没有人能赶上每一趟列车。It’s a feature, not a bug.

技术是这个时代的魔法。但愿它是福音,而非诅咒。世界当然残酷,但归根结底,我们让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种,跨越大海,登上月球,驯服机器,并不是为了让它更残酷一点的。

乞力马扎罗的八天和一夜

Wednesday, July 20th, 2016 12:12am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受这个罪啊?」

那是在乞力马扎罗的第五天。我们正在从一个海拔四千米左右的营地向另一个四千五百米左右的营地跋涉。冷、累、脏、喘不上气、紫外线晒得人皮肤发痛,有一个同伴发了烧,另一个正要来例假。「我想吃烤鸭」,有人宣布。

然后我们从腌笃鲜说到卤肉饭。我说我其实想吃方便面,大家一致同意方便面此刻听起来也不错。然后我们开始比较记忆中的纽约餐馆的优劣,仿佛谈论美食可以让人忘记自己正置身于雪山脚下的荒原上。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仍然需要爬完这一段感觉永远也没有尽头的之字形山路,到达山坳里一片可以搭帐篷的空地,钻进睡袋度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并且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几天。

我在出发前对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知道征服乞力马扎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不依赖专业装备所能爬上的最高的山峰——但说实话我并没太多时间细想这事。动身前往非洲的前几天我才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 roadtrip,一身疲惫地来到燠热的上海,旋即飞回老家办事,在出发前当天才又回到上海。我抓紧飞机起飞前最后几个小时匆匆买了几件高山防寒的衣服(事实证明是不够用的,请别重复我的错误),动身前往机场时身上只有几百元人民币,没有美元和其他外汇,心想大不了可以在当地用银行卡取到一些钱(事实证明取不到,请别重复我的错误),然后近乎毫无准备地登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的飞机。

结果飞机延迟起飞,直到凌晨还孤零零地停在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上。我连日奔波又有时差,狼狈不堪,无法入睡,心事如走马轮转。就在几周前我还住在纽约的公寓里,而此刻我将飞往一片我从未去过的大陆,又很可能会耽误后续的行程,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在这个出乎意料的夜晚显得格外荒诞的时候,我收到一条信息:

你得有多讨厌我才能做到走了都不道个别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到:

I don’t.

差不多就在这时,信号消失,飞机开始滑入跑道,在黑夜里跃向空中。我不知道这条消息发出去了没有。

到了坦桑尼亚,克服重重现实困难进入山区,我才意识到在这里登山究竟是怎样一种挑战。我们有向导负责帐篷和食物,但还是得凭自己的身体扛过高原反应,以及高山特有的极端气候。在高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有没有阳光会让气温上下好几十度,所以中午还可能满身大汗,夜晚就要面对滴水成冰的严寒。差不多每个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就要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进帐篷,穿着衣服钻进睡袋瑟瑟缩缩地勉力入睡。如果凌晨要爬出帐篷起夜,就更是对意志力和身体素质的艰巨考验。在高原的血氧含量只有平地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这就意味着任何平凡的动作都忽然变成了心肺功能的巨大挑战,有时候我们爬上十米左右的土坡去大小便,回来就要坐在石头上喘息上十来分钟才能恢复平静,相视苦笑。这在事后想来是很有趣的经验,但当时实在苦不堪言。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的水有限,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卫生,几天后大家就已经对自己乌黑的指甲缝和油腻的头发置若罔闻,只在吃饭前还坚持设法用湿巾消一下毒,权作心理安慰。但最为挑战神经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在山里一旦病倒就非常被动危险,即使甘愿放弃行程,要得到救护也很困难,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已经徘徊在健康和病倒的边缘上,基本上是在靠意志力支撑着,因此身体状况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会让人惴惴不安,生怕是某种不详的预兆。我们彼此调侃,加油打气——在山里,我们偶尔也会聊起海明威,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水泡、便秘、心率和私人八卦——可我们没法回避一个根本的困惑:在四千米的高原上行走已经这么困难,我们怎么可能在最后一个夜晚用不到七个小时沿着最陡峭的一段路登上接近六千米的山顶呢?

终于,在我们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快被逼到极限,大家近乎度日如年地开始倒计时之后,这个夜晚如期而至。白天我们爬上海拔四千六百米左右的大本营,在向导的要求下睡了两三个小时(大多没有睡着),然后在深夜十二点爬起来,穿上我们能穿上的所有衣服,动身登顶。

出乎意料的是,登顶没那么难,至少不如预期那样难。我尽力让自己呼吸平稳,和脚步的节奏相配合,让身体近乎本能地协调前进。深夜登山的人们的头灯在夜晚排成一条长龙,蜿蜒在头上和脚下的黑暗里。天上银河静默地闪耀,我不知道时间在以多快的速度流逝,只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步步前进。我能感到我的脚步开始虚浮,胃里空空如也,血糖渐渐下降到令人不适的程度(如果停下来吃能量棒会让周围的人都跟着变得更冷,所以只能忍耐),但或许是直觉,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我能登顶成功。

在朝阳的曙色开始抹上东方天际的那一刻,我们走过了最难的一段路,进入了山顶的水平小径。这时的氧气压力已经大约只有平地的一半,但人人皆知胜利在望,没人说话,大脑近乎空白,身体也仿佛失去了现实的感受力,大家在渐渐亮起的天色下默然赶路。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我从没想过在山顶的雪是这样子的,和山下任何角度看来都不同,和想象中也不同。它毫无真实感,静静躺在山路两畔,在天边朝霞的映衬下发出幽暗的蓝光。好像走在梦境里一样。

在太阳终于跃出地平线的前一瞬,我们到达了山顶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又花了十个小时和一个夜晚回到山脚下,回到有网络和热水的现实世界里。随着心理开始放松,压抑多时的病痛终于如蒙大赦一般放肆地冒出头来。有的同伴开始浑身肌肉疼痛,有人头痛欲裂,有人皮肤溃烂,而我在山里最后一个晚上胃痛得几乎睡不着觉。但没人在乎这些事,这趟旅程在我们登上山顶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我用手机照了些照片(照相机因为太重并没考虑携带)。但有一幕是手机无法拍摄出来的,那是在第六个夜晚,我在凌晨被冻醒,觉得浑身发冷,脸颊滚烫,身上尽是粘粘的冷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开始发烧,尿意逼着我抖抖索索地爬出睡袋,在黑暗里蜷缩着身体穿好所有的保暖衣裤,尽量不吵醒身边的同伴钻出帐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天而不病倒,不知道最后一段上山的路会有多难,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身处此地,不在纽约,不在上海,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熟悉温暖舒适的角落,而是近乎孤立无援地来到这片严酷粗粝的大自然里。

然后我在刺骨的寒意里抬起头,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顶。在暗夜里山体和天空融为一体,无法分辨,只有山顶的雪映出紫色的微光,仿佛是勾划在繁密星空里的一抹微云在骄傲地闪耀着。

那是我对乞力马扎罗最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