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 Latour 去世了。
对每个接触过 Latour 的著作的人来说，第一次阅读他都是一次洗礼。不管你是不是服膺他的理论——我在一开始非常不服气，后来也始终带着疑虑——你都不能不承认他在根本上动摇了你以为你已经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接受下来的那些关于科学研究的观念。
简单地说，Latour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醒人们：科学研究是一种人类实践。并且，像一切别的人类实践一样，它可以被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事，但关于科学研究的实践本身的研究则可以也应当成为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对象。
Latour 最著名的早期工作之一是他在美国著名的 Salk 研究所的田野调查。Salk 研究所是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重镇，里面的研究人员高居科研殿堂的顶峰，宛如古罗马身着白袍的元老。而 Latour 对这里的科研活动的描述则完全是一部民族志，把科学工作者在视角中降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里的土著的地位。他一遍遍地问：在什么意义上，「科学研究」——或者它具体而微的版本：移液、培养、记录、整理数据、发表选择性的报告、说服同行、申请基金、获取声誉——是「科学」的？它和别的人类活动甚至别的灵长类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在哪里？一个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非洲可以津津乐道地研究部落中的巫术，但当他们回到纽约后，却只会研究地铁隧道墙上的涂鸦。Latour 精辟地问：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地铁的调度室？是不是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更高级，就获得了审视上的某种豁免？
最终，他做出了著名的断言：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和别的所有人类文化现象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你很容易想到科学界对此的愤怒和不屑。在一场著名的论战里，同时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 Alan Sokal 阴阳怪气地说：如果 Latour 觉得物理学只是一种「社会习俗」，他咋不从21层楼的窗户上跳出去试试呢？
事实上 Latour 并不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后半生始终在不懈地回答如何让社会更好地接纳科学理论的问题。他不断试图解释：你只有把科学研究祛魅，把科学实践还原到人类朴素的知识建构体系之中，把科学家的工作方式透明化，你才能更有力地说服大众。——问题在于，这是两面不讨好的事。大部分科学家并不关心如此 meta 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研究中的日常困难需要全力以赴去对付。而那些真正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从21层的窗户上跳下去也没事的人也不会觉得阅读 Latour 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你告诉他们科学是神圣完美的，他们固然不会信服，你告诉他们科学研究的背后充满着争议、妥协和政治，他们只会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
但 Latour 的工作，或者说他开辟的道路，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在今天尤其如此。
我不止一次在读到 Latour 的时候想，针对科学研究的民族志调查不是太过分了，而是太匮乏了。科学共同体诚然是小众的象牙塔，但内部纷繁复杂壁垒森严，生化环材和数学物理之间的隔绝犹如天堑，更不用说一日千里的现代计算领域。一旦你接受了「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这个认知，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所有这些万花筒一般的科学实践是多大的一个宝藏。数学里范畴论和构造主义的兴起，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诞生，人工智能领域里符号计算学派和神经网络学派的争斗，它们都不是简单的仿佛吹去尘土露出珍珠一般的「新的科学发现」，它们是最好的例子，说明科学进程中人的视角，或者用 Latour 的话说，作为信仰、口头传统和文化的实践的重要性。
遗憾在于，这里面有些故事在学术界以外被讲述过，大部分并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可以饶有兴味地观察灵长类如何生火，但理解为什么哈密尔顿作用量如此重要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
三十年前，Latour 断言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他的意思是说：人们自以为进入现代，其标志是人们把社会与自然分开，就像把文科和理科分开一样。但两者从未真正分离过。
三十年后，一方面，社会议题和技术问题的彼此交织更深刻了，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人为划分都显得更加徒劳。另一方面，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知识壁垒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人人都知道芯片在社会层面有多重要（并且人人都忍不住就此发言），但即使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理解芯片究竟如何工作，芯片工业又如何运转，它远远超出了人类日常理性的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就算不是虚伪的，也通常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别的正在每个层面上深刻影响世界的领域——气候变化、疫苗、人工智能、自媒体和基于隐私的数据挖掘——也是如此。
Latour 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疫情中的 lockdown。仿佛是命运有意的安排，让他在临终前看到了关乎他一生学术视野的如此切题的一个案例。
他逝世了，但他提出的问题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