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木遥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读昆德拉的文艺论集《被背叛的遗嘱》的时候的感受。 在第三章里，好像是莫名其妙的，他忽然开始为斯特拉文斯基辩护： 音乐无能力表达无论任何什么东西：一种感情，一种态度，一种心理状态，斯特拉文斯基在《我的生活纪事》（1935年）中说。这种断言（肯定是过分夸张，因为怎么能否认音乐可以激起感情？）在后面几行里说得更为准确和细致：音乐的存在理由，斯特拉文斯基说，不在于它表达感情的能力。有趣的是，看一下这种态度引起什么样的恼怒。……安塞迈特批评：斯特拉文斯基“不曾，也没有试图把他的音乐变成表现他自己的一个行为，这并不是出于一个自由的选择，而是由于他的天性的某种局限，由于缺乏对他自己的情感活动的自主（最好不说是由于他的心灵的贫乏，心灵只有当它有什么可以去爱的时候，才不会贫乏）”。见鬼！安塞迈特，他知道什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心灵的贫乏？他知道什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爱的能力？他从哪里拿来这种断言：心灵在伦理上高于大脑？那些卑下之举，有和没有心灵的参与，不是也一样做得出来吗？狂热分子们，手上沾满鲜血，他们不会吹嘘伟大的情感行为吗？我们能不能终有一天结束这个愚蠢的情感调查？ 这是什么意思呢？昆德拉把斯特拉文斯基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同道。昆德拉无法容忍的是对斯特拉文斯基的这样一种评论：没有情感（在浪漫派的意义上），只有形式（在巴赫的意义上）和兴奋（在斯特拉文斯基自己的意义上）。 斯特拉文斯基的对立面还有阿多诺。在这一整章里，阿多诺都像是一个教导主任一般面目可憎： 我在想阿多诺听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的时候，有没有过哪怕一点儿的快乐？快乐？在他看来，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只经历唯一的一个邪恶的、剥夺的快乐；因为它所做的仅仅是给自己剥夺一切：表现性，管弦乐的音色：展开的技巧；它用恶毒的眼光去看古老的形式，歪曲了它们；它做出一副鬼脸，并无能力去发明；它仅仅是讥讽，做些夸张讽刺画，滑稽的摹仿；只不过是否定十九世纪的音乐，并且不仅仅如此，还根本否定音乐（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是音乐被从中驱逐的音乐，阿多诺说）。奇怪，奇怪。那末从音乐中焕发的幸福呢？阿多诺令我气愤的，是他的短路的方法，用一种可怕的简易法把艺术作品与某些原因、某些结果或某些政治的（社会学的）意义联系起来；所有十分细微的思考（阿多诺的音乐学知识是值得欣赏的）都因此导致了一些极为贫乏的结论。事实上，由于一个时代的政治倾向总是被缩减为仅仅两个对立的倾向，人们最终注定把一部艺术品分类为或属于进步方面或属于反动方面；又因为反动即是邪恶，审判所便可开始它的审判。 在这段论述里你可以看到许多你熟悉的影子，阿多诺活像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托马斯的一名审判者。这是昆德拉花了一辈子描绘的主题：兴奋——不是崇高的兴奋，而是私人的兴奋——和贫乏的对抗。 有趣的是，这一整章的落脚点是昆德拉指出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生命和他作为一个移民的颠沛生涯本质地纠缠在一起。 一个移民的艺术问题：在数量上相等的生活块面，在年纪轻时或在成年时不具有相等的重量。如果说，成年时期对于生活和对于创作活动更加丰富和更加重要，潜意识、记忆、语言，所有的创作基础则很早就已形成；对于一位医生，这并不构成问题，但对于一位小说家，一位作曲家，远离他的想象，他的困扰，也就是说他的基本主题所联系的地方，会引发一种断裂。他必须动用他的全部力量，他的艺术家的全部狡猾去把这种境况中的不利变为他的王牌。从纯粹个人角度来看，移民也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想到乡愁的痛苦；但可为糟糕的，是异化的痛苦；德文词DIEENTFREMDUNG（异化）更好地表达了我所要说明的一个过程，其中对于我们曾是亲近的变成为异外。毫无疑问，斯特拉文斯基心中带着他的移民的伤痕；和所有人一样，毫无疑问，他在艺术上的演变，如果他仍留在他出生的地方，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事实上，他穿越音乐历史的旅程之始恰好与他的故乡对于他来说已不存在那一刻相吻合；深知任何其他地方不能取而代之，他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唯一的祖国；这不是来自我自己的一个美丽的抒情说法，我所想的再具体不过：他的唯一的祖国，他的唯一的自己的地方，是音乐，是所有的音乐家的全部音乐，是音乐的历史；在这里，他决定安顿下来，扎根、居住；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他的唯一的同胞，他的唯一的亲友，他的唯一的邻居。他的攻击者，捍卫音乐是为表达感情而作的人们，认为他对自己的情感活动隐而不露令人不能忍受，并为此而愤怒，指责他心灵枯燥；是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在音乐历史中游荡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感情伤痕。 没有人比中欧的作家更明白移民意味着什么。昆德拉自己一生都挣扎在捷克和法国这两个精神上的母国之间。他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位，他自己在这一章里提到了贡布洛维茨和纳博科夫。和昆德拉一样，这些冷战移民作家在以各自的方式提出每个离开故国的人都无法不面对的问题——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寻求问题本身，并且问题本身可能比答案更令人痛苦。 里卡尔在著名的《大写的牧歌和小写的牧歌》里这样评价昆德拉的旅程： 昆德拉对大写的牧歌的批评还有另一条途径，也许是最富有意义的途径，这正是我们在此想要探寻的。那就是通过作品构成另一个图景系统，构成另一个范式，但这一次，是建立在我们可称之为悖论式的“反牧歌之牧歌”的东西之上。这一牧歌不可能上升到或进入到另一种生活。它在根本上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反面，其本质就是自愿背离另一种生活。换言之，在这里，牧歌的条件不是超越，而是后退；不是对禁忌的侵犯，而是更为彻底的侵犯：对侵犯之侵犯。正因为如此，托马斯和特蕾莎在村子里时，并非处于边界的另一端，在那里，生活变成了命运，一切都有着意义且完满，历史在前进。而他们俩的安宁恰恰相反，是一种逃逸，是隐身于边界的这一端，隐身于非命运、非完满、重复且意义不完全的世界。……美并非人们所向往的，而是人们所回望的东西，人们为之而重新堕落的东西——一旦与大写的牧歌决裂。大写的牧歌在兆示超越的同时，把我们领入到界限之外，领向一个比人们先前置身的地方更为美好的世界。在这里，昆德拉的美——与当代美形成最为强烈的对立——并非产生于侵犯，而是产生于我们称之为侵犯之侵犯的东西。它就是被大写的牧歌所侵犯的东西本身，也就是被大写的牧歌所遗忘、鄙视、抛弃的东西本身。 大写的牧歌的世界是「刽子手与诗人共治」的世界，然而： 正是在刽子手的追杀处，即在那个残余的世界中才有着牧歌和美。如暮色般衰微的、经受着威胁的美。 在这里昆德拉和斯特拉文斯基合二为一。「在这里，他（斯特拉文斯基）决定安顿下来，扎根、居住。」「在大写的牧歌的极点，在我们早就知道一定会双双死去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呵护下，在其困苦和脆弱之中，最终闪现出也已被死亡所裹挟的卡列宁温柔而平静的微笑。」 也正是在这里，昆德拉庇荫着每一个走在自己旅途上的你和我。

周日 Latour 去世了。 对每个接触过 Latour 的著作的人来说，第一次阅读他都是一次洗礼。不管你是不是服膺他的理论——我在一开始非常不服气，后来也始终带着疑虑——你都不能不承认他在根本上动摇了你以为你已经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接受下来的那些关于科学研究的观念。 简单地说，Latour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醒人们：科学研究是一种人类实践。并且，像一切别的人类实践一样，它可以被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事，但关于科学研究的实践本身的研究则可以也应当成为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对象。 Latour 最著名的早期工作之一是他在美国著名的 Salk 研究所的田野调查。Salk 研究所是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重镇，里面的研究人员高居科研殿堂的顶峰，宛如古罗马身着白袍的元老。而 Latour 对这里的科研活动的描述则完全是一部民族志，把科学工作者在视角中降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里的土著的地位。他一遍遍地问：在什么意义上，「科学研究」——或者它具体而微的版本：移液、培养、记录、整理数据、发表选择性的报告、说服同行、申请基金、获取声誉——是「科学」的？它和别的人类活动甚至别的灵长类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在哪里？一个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非洲可以津津乐道地研究部落中的巫术，但当他们回到纽约后，却只会研究地铁隧道墙上的涂鸦。Latour 精辟地问：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地铁的调度室？是不是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更高级，就获得了审视上的某种豁免？ 最终，他做出了著名的断言：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和别的所有人类文化现象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你很容易想到科学界对此的愤怒和不屑。在一场著名的论战里，同时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 Alan Sokal 阴阳怪气地说：如果 Latour 觉得物理学只是一种「社会习俗」，他咋不从21层楼的窗户上跳出去试试呢？ 事实上 Latour 并不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后半生始终在不懈地回答如何让社会更好地接纳科学理论的问题。他不断试图解释：你只有把科学研究祛魅，把科学实践还原到人类朴素的知识建构体系之中，把科学家的工作方式透明化，你才能更有力地说服大众。——问题在于，这是两面不讨好的事。大部分科学家并不关心如此 meta 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研究中的日常困难需要全力以赴去对付。而那些真正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从21层的窗户上跳下去也没事的人也不会觉得阅读 Latour 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你告诉他们科学是神圣完美的，他们固然不会信服，你告诉他们科学研究的背后充满着争议、妥协和政治，他们只会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 但 Latour 的工作，或者说他开辟的道路，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在今天尤其如此。 我不止一次在读到 Latour 的时候想，针对科学研究的民族志调查不是太过分了，而是太匮乏了。科学共同体诚然是小众的象牙塔，但内部纷繁复杂壁垒森严，生化环材和数学物理之间的隔绝犹如天堑，更不用说一日千里的现代计算领域。一旦你接受了「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这个认知，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所有这些万花筒一般的科学实践是多大的一个宝藏。数学里范畴论和构造主义的兴起，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诞生，人工智能领域里符号计算学派和神经网络学派的争斗，它们都不是简单的仿佛吹去尘土露出珍珠一般的「新的科学发现」，它们是最好的例子，说明科学进程中人的视角，或者用 Latour 的话说，作为信仰、口头传统和文化的实践的重要性。 遗憾在于，这里面有些故事在学术界以外被讲述过，大部分并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可以饶有兴味地观察灵长类如何生火，但理解为什么哈密尔顿作用量如此重要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 三十年前，Latour 断言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他的意思是说：人们自以为进入现代，其标志是人们把社会与自然分开，就像把文科和理科分开一样。但两者从未真正分离过。 三十年后，一方面，社会议题和技术问题的彼此交织更深刻了，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人为划分都显得更加徒劳。另一方面，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知识壁垒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人人都知道芯片在社会层面有多重要（并且人人都忍不住就此发言），但即使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理解芯片究竟如何工作，芯片工业又如何运转，它远远超出了人类日常理性的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就算不是虚伪的，也通常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别的正在每个层面上深刻影响世界的领域——气候变化、疫苗、人工智能、自媒体和基于隐私的数据挖掘——也是如此。 Latour 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疫情中的 lockdown。仿佛是命运有意的安排，让他在临终前看到了关乎他一生学术视野的如此切题的一个案例。 他逝世了，但他提出的问题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