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上线的时候玑衡自己写了一篇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作者后来有修订):
「我永远记得,2010年五月的周末,普林斯顿美术馆的刘馆员(Cary Liu)带我去地下仓库看库藏。离故国千里之外,一个中国人把几十幅艾略特捐赠的书法一一挂在另一个中国人面前:王羲之、黄庭坚、赵孟頫、文征明……这颠覆了我对书法固有的印象:我总以为我只能在昏暗的房间里才看得到这些千百年的古迹,在玻璃柜后面,监视器闪着红光,人挤着人……而现在,这些古老的宣纸离得那么近,近得能听到纸的呼吸,“能摸吗?”“不要摸有字的地方。”于是我摸了摸王羲之的宣纸……王羲之活了,似乎昨天才在这宣纸上写完字,挂出来给朋友看。」
「在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一点,眼泪掉了下来,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是谁。我想起来无数个炎炎夏日,我正在完成暑假作业:电风扇下,磨着廉价的臭墨水,用着不断掉毛的毛笔,垫着昨天的新民晚报,在晕墨的宣纸上颤抖着手腕临摹王羲之。」
像她的所有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一贴出来就遇到了相当两极化的评价。上面引的这段话遭受了尤其尖刻的批评。批评的人(正确地)指出:首先,普林斯顿美术馆所藏的并非王羲之真迹;其次,王羲之的时代没有宣纸;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听到纸的呼吸」「磨着廉价的臭墨水」云云,这些意象都实在太肉麻,太做作了。
我同意这些批评。但我还是觉得这文章写得不错,正如我觉得她大部分文章都写得不错一样。
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上面这些批评虽然成立,但它们并不是厌恶玑衡的文章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已经讨厌她的文章了,那所有这些缺陷和硬伤看起来都是绝好的挖苦题材——它们的确是。但是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呢?
我想起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写的文字——不是文章,就只是文字,因为还常常在为好几页纸里只有一两段还能看而发愁。我记得我把它们写在印着学校台头的红栏稿纸上,用潦草不堪的只有自己勉强能认出来的字体写,时常大段大段地划掉重来。没有电脑(年龄暴露),写完了如果要给别人看,就还得誊写一遍。我甚至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教室和座位,屋顶的吊扇和窗外的篮球场——要不是没有「臭墨水」,这简直看起来像是向玑衡致敬了——以及写完了之后敝帚自珍的心情。重要的是,我还记得我面对笔下的文字和内心想写出的文字之间的巨大鸿沟时心里的紧张、兴奋、惶恐和无奈。我像是沙漠上徒劳的跋涉者,隐约能看到远方浮现出目的地,却不知道怎么到达那里。我觉得我好象知道我想要写成什么样,写出来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玑衡今天的文章就是当时的我模模糊糊所想要写出的样子。
要说出玑衡体的缺点并不难。它太强调情感的渲染,试图通过精心的材料取舍来为生活蒙上一层诗化的外衣,一旦控制不好就会偏于矫情。它强烈依赖于高超的谋篇布局和多线索前后照应的能力,这既给她的文章带来酣畅的阅读快乐,也不可避免地让它显得过于精致和戏剧性,从而削弱了真实感。它的浪漫色彩是如此浓郁,以至于当她笔底袒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读者不尽然一致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总是难免的,或者简直说是司空见惯的——它就会自然而然激起情感上的排斥。她的文字越有效,这排斥就越剧烈。
可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文章这回事。玑衡也不是莫扎特或者菲茨杰拉德,她只是个学数学的小姑娘而已。
我后来并没能把文章写成我想要的样子。它们总是哪里不够好,完全自我局限地不好。后来偶尔写得好些了,那些年轻时才有的真诚勇敢的冲动和勇气又无可挽回的一去不返了。如果我能早点看到玑衡的文章,我能写得好点么?我不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玑衡体的评论完全是主观的。我确实希望我写出过这样的文章。是的,她写下的文字间或幼稚、轻浮、做作、自恋,正如每个掌握或者想要掌握写作奥秘的年轻人一样。但她笔下远不只有这些——她精细幽微地写人生的茫然、困顿和沉实的成长。她操控着合适的历史画框,带着读者眺望那些不寻常的,偶尔被忘却或忽视的尺度下的景色。她大大方方地写,理直气壮地写,从心所欲地写。她精心选择她想要呈现的世界的某些侧面,有些人会被她的选择所冒犯到,但她的责任只是按照她的(偶尔有些俗气的)意图描摹她心目中有意思的图画而已。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那是某种令人屏息赞叹的美,但有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玑衡的文章存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尽管我知道,这个评价实在是太有争议性了。
半是怜君半自怜……
可惜Jeff buckley如此才情,却英年早逝。
大大方方地写,理直气壮地写,从心所欲地写。
這就是可貴之處啊
可是,不管怎么讲,当我看完你转载的玑衡那个跋后,我第一个想法真的是:普林斯顿美术馆有王羲之的字吗?王羲之那会儿有宣纸吗?——而我第一次在你这篇文章里听到玑衡这个名字,照理我不该有什么偏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