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姑娘

不不不，我不是要谈政治。

一、

我曾经也很爱谈政治的，当我在 95 后的一代人现在这么大的年龄里。

那时我在中国最爱谈政治也最有谈政治的自由的大学念书，难免和那里的每个人一样，冲动着要把自己相信的事情急不可耐地告诉全世界。那时互联网还不怎么普及，BBS 算是新生事物，国家还没反应过来如何监管，而校方也还秉持着能不管就不管的百年传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今日想来，恍若隔世。

但重点不是自由，而是时代。那时学校话剧社排的是海子的诗，书店里畅销的是哈耶克的书，同学们聚在宿舍的电脑前面鬼鬼祟祟地看 Carma Hinton 拍摄的纪录片作为自己的历史启蒙课程。国家仿佛正在从蛹中挣脱出来，马上就要展开翅膀。我以为——和很多当时的人一道——我们是站在一条伟大道路的起点上。

要过很久我才能意识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此前和此后的每一代人都这么相信过。一个走出山村的少年第一次看到磅礴的河流，会认为那河流的方向就是大海的方向。他要在河道里乘风破浪很久，才会明白一条大河会拐多少个弯，而他第一眼看到的只是那曲折道路上完全随机的一个断面罢了。

但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他的观念是如此深刻地被第一次的经验所决定。每个时代都本质地塑造了在那里度过青年时光的一代人，他们未必有兴趣了解此前的历史，却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看得清此后的未来。有些人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挣脱它的影响，更多的人永远不会。

于是当历史的钟摆摆荡起来的时候，人们多少会为自己成年后看到的世界和自己年少时的设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瞠目结舌。五十年前，当一批批穿着绿军装带着红领章的少年男女喊着口号挥着拳头把老舍、傅雷、陈梦家、言慧珠、赵九章这一整批民族的精英逼上自杀绝路的时候，他们当然是真诚地认为未来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等着自己去解放。他们不会想到，二十几年后，他们的孩子们会把自由女神像树立在广场上。而后者当然更无法设想，又过了二十几年，新的孩子们会认为自己何其有幸，生于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正在见证民族的伟大崛起。

这一代代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坚信自己正在推动国家命运的巨轮前进，碾过任何试图螳臂当车的对手。除此之外，一切都南辕北辙。

二、

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并无是非可言，一切价值都是虚幻的。

抗战时期的林徽因贫病交加，蜗居在宜宾乡下一隅。年幼的儿子梁从诫问她：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来怎么办。林徽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传统，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但愿意自我牺牲，与民族共存亡是一回事，因为千万里之外的人的观念和自己不同而怒不可遏，誓言要把对方踏在铁蹄之下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后者可能更令人热血沸腾。

如果历史一定有什么宏观上的变化的话，也许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启示。随着技术进步，一个普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空间上的阻隔来寻找同类，定位敌人。越刺耳的意见越容易得到广泛注意，而一个人可以总是盯住他人最恶意的言论做出激烈的反应，再进一步激发对方更极端的举动。并且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对方挑衅在先，自己只是在被迫保卫自己的底线而已。

于是世界愈发分崩离析，仇恨在不同的人群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跳跃激荡，彼此催化。这些互相敌视的人们大多具有类似的世界观，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正确是世界上最值得捍卫的事，而对方的一切都可以被牺牲。这些人因为正好碰巧生于不同的阵营里而彼此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他们比以往更有能力推动历史激烈湍急地转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再美的事物毁灭起来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以创造未来的名义。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积累和创造需要坚忍的努力，而付诸流水可以只在旦夕之间。所谓历史悲剧，大抵如此。

三、

刘小枫在《记恋冬妮娅》这篇文章里写到过他年轻时代印象深刻的一幕。那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青年的血在中华大地上热烈地流淌着。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按照领袖的指示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头盖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的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为什么他会记得这一幕？简单的回答是，因为那是被毫无必要摧折的青春的美。但我们有必要仅仅因为一张漂亮的脸庞而惋惜么？

对几乎所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人来说，冬妮娅也许是唯一给人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正如刘小枫所说的那样，我们「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

但冬妮娅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少女。她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切应当在大节面前舍弃的温存和软弱。她越是让人怜惜，就越映照出革命意志的决绝。当柯察金作为一名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一次见到站在历史洪流对立面上的冬妮娅的时候，他冷漠地说：「没想到你变得这么⋯⋯酸臭。」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虔诚的自我终于取得胜利的一刻。

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才格外讽刺。柯察金所为之奋斗的那一切，包括那场革命，都已经显得荒谬和遥远。他所相信的那个美好世界从未真正实现过。他以为自己知道未来的方向，然后未来抛弃了他。

只有冬妮娅还被人记得。不是因为她伟大，而是因为她身上有着在伟大的名义下被牺牲的那些东西。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浩荡的时代潮流都看起来完全不可阻挡。在春秋大义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价值需要保护，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脆弱值得珍惜。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只要是站在了错误的方向上，顷刻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但当潮水退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下一代人会轻易忘掉这一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新的号角还会响起，新的征程又在脚下展开，他们有自己的未来需要去书写。

如果有人偶尔回望过去，他不会记得那些曾经睥睨山河的号令或者桃花扇底的哀歌，那是已经消逝了的世界。

也许他唯一会记住的，只是那张曾经一瞥而过的，美丽的少女的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