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木遥

不不不，我不是要谈政治。 一、 我曾经也很爱谈政治的，当我在 95 后的一代人现在这么大的年龄里。 那时我在中国最爱谈政治也最有谈政治的自由的大学念书，难免和那里的每个人一样，冲动着要把自己相信的事情急不可耐地告诉全世界。那时互联网还不怎么普及，BBS 算是新生事物，国家还没反应过来如何监管，而校方也还秉持着能不管就不管的百年传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今日想来，恍若隔世。 但重点不是自由，而是时代。那时学校话剧社排的是海子的诗，书店里畅销的是哈耶克的书，同学们聚在宿舍的电脑前面鬼鬼祟祟地看 Carma Hinton 拍摄的纪录片作为自己的历史启蒙课程。国家仿佛正在从蛹中挣脱出来，马上就要展开翅膀。我以为——和很多当时的人一道——我们是站在一条伟大道路的起点上。 要过很久我才能意识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此前和此后的每一代人都这么相信过。一个走出山村的少年第一次看到磅礴的河流，会认为那河流的方向就是大海的方向。他要在河道里乘风破浪很久，才会明白一条大河会拐多少个弯，而他第一眼看到的只是那曲折道路上完全随机的一个断面罢了。 但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他的观念是如此深刻地被第一次的经验所决定。每个时代都本质地塑造了在那里度过青年时光的一代人，他们未必有兴趣了解此前的历史，却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看得清此后的未来。有些人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挣脱它的影响，更多的人永远不会。 于是当历史的钟摆摆荡起来的时候，人们多少会为自己成年后看到的世界和自己年少时的设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瞠目结舌。五十年前，当一批批穿着绿军装带着红领章的少年男女喊着口号挥着拳头把老舍、傅雷、陈梦家、言慧珠、赵九章这一整批民族的精英逼上自杀绝路的时候，他们当然是真诚地认为未来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等着自己去解放。他们不会想到，二十几年后，他们的孩子们会把自由女神像树立在广场上。而后者当然更无法设想，又过了二十几年，新的孩子们会认为自己何其有幸，生于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正在见证民族的伟大崛起。 这一代代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坚信自己正在推动国家命运的巨轮前进，碾过任何试图螳臂当车的对手。除此之外，一切都南辕北辙。 二、 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并无是非可言，一切价值都是虚幻的。 抗战时期的林徽因贫病交加，蜗居在宜宾乡下一隅。年幼的儿子梁从诫问她：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来怎么办。林徽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传统，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但愿意自我牺牲，与民族共存亡是一回事，因为千万里之外的人的观念和自己不同而怒不可遏，誓言要把对方踏在铁蹄之下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后者可能更令人热血沸腾。 如果历史一定有什么宏观上的变化的话，也许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启示。随着技术进步，一个普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空间上的阻隔来寻找同类，定位敌人。越刺耳的意见越容易得到广泛注意，而一个人可以总是盯住他人最恶意的言论做出激烈的反应，再进一步激发对方更极端的举动。并且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对方挑衅在先，自己只是在被迫保卫自己的底线而已。 于是世界愈发分崩离析，仇恨在不同的人群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跳跃激荡，彼此催化。这些互相敌视的人们大多具有类似的世界观，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正确是世界上最值得捍卫的事，而对方的一切都可以被牺牲。这些人因为正好碰巧生于不同的阵营里而彼此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他们比以往更有能力推动历史激烈湍急地转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再美的事物毁灭起来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以创造未来的名义。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积累和创造需要坚忍的努力，而付诸流水可以只在旦夕之间。所谓历史悲剧，大抵如此。 三、 刘小枫在《记恋冬妮娅》这篇文章里写到过他年轻时代印象深刻的一幕。那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青年的血在中华大地上热烈地流淌着。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按照领袖的指示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头盖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的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为什么他会记得这一幕？简单的回答是，因为那是被毫无必要摧折的青春的美。但我们有必要仅仅因为一张漂亮的脸庞而惋惜么？ 对几乎所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人来说，冬妮娅也许是唯一给人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正如刘小枫所说的那样，我们「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 但冬妮娅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少女。她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切应当在大节面前舍弃的温存和软弱。她越是让人怜惜，就越映照出革命意志的决绝。当柯察金作为一名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一次见到站在历史洪流对立面上的冬妮娅的时候，他冷漠地说：「没想到你变得这么⋯⋯酸臭。」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虔诚的自我终于取得胜利的一刻。 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才格外讽刺。柯察金所为之奋斗的那一切，包括那场革命，都已经显得荒谬和遥远。他所相信的那个美好世界从未真正实现过。他以为自己知道未来的方向，然后未来抛弃了他。 只有冬妮娅还被人记得。不是因为她伟大，而是因为她身上有着在伟大的名义下被牺牲的那些东西。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浩荡的时代潮流都看起来完全不可阻挡。在春秋大义面前，没有什么个人的价值需要保护，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脆弱值得珍惜。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只要是站在了错误的方向上，顷刻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但当潮水退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下一代人会轻易忘掉这一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新的号角还会响起，新的征程又在脚下展开，他们有自己的未来需要去书写。 如果有人偶尔回望过去，他不会记得那些曾经睥睨山河的号令或者桃花扇底的哀歌，那是已经消逝了的世界。 也许他唯一会记住的，只是那张曾经一瞥而过的，美丽的少女的脸罢了。

本文不代表我的雇主。 一、 「大众公司在想什么？」 这是今年一月份的美国《Atlantic》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去年，大众公司被发现对汽车尾气排放系统大规模造假，在汽车控制软件中植入特定的程序，使得汽车在尾气检测时可以调整参数，把有害气体排放量暂时降低几十倍。这个丑闻一经揭露，几乎把这家声誉卓著历史悠久的汽车巨头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种规模的作弊不可能是无心之失，需要有自上而下逐级员工和管理层的参与才行。可是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公司偏偏集中了一群道德特别低劣的员工，否则正常情况下，所有那些参与作弊的员工们和我们这些义愤填膺的旁观者都是差不多的人。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当类似的丑闻在北京的西北角发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是特别强烈。我自己就在这个领域工作，丑闻的主角也不是火星上的一家公司，那里的员工和老板就是我的朋友、校友、师长、乃至——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我自己。所以当我读到网络上咬牙切齿的怒骂和抨击时，很难不感到某种本质的荒谬感。 这些员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和公司之外的人有同样的网络环境（当然也一样翻墙），受同样的教育，分享同样的舆论，也有同样饱受网络诈骗之苦的年迈父母。很多人会用某一家无法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和它做对比，觉得他们代表了公司价值观的两极。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相当频繁。我们为什么觉得同一批人在两家公司里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操守来呢？ 这当然不是替那家公司洗刷清白，但我确实不相信那些批评会有作用。事实上，对这家公司的批评在过去十年里无日无之，但它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这件事会过去，别的新闻会盖过它。不喜欢这家公司的人还是不喜欢，但这甚至伤不了它的皮毛。它的危机在别处，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在于，外界的批评越激烈——我看到有些文章用到了人血馒头之类的字眼——这些批评就越没有效果。这不是说被批评的对象特别厚颜无耻，只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觉得这些批评是冲着别人去的罢了。当然没有人会去吃一颗摆在自己面前的人血馒头，如果它看起来就是个人血馒头的样子。大家都有常人会有的价值观。 那最后它是被谁吃了呢？ 二、 任何有过大型公司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公司里大大小小的决策并不是像电视剧里那样，发生在气氛凝重的高级会议室里，伴随着戏剧性的场面，好像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样。没有什么员工——无论是基层技术员还是中高层经理——会冷不丁碰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问题，伴随着某种道德两难和良心的拷问。「有这么一项业务，会带来 X 亿利润，但是要伤害 Y 条人命，我们做不做？」商业不是这么运作的。 所有的业务都是一点一滴层叠生长出来的，它产生在不经意的对话之中，在文档字里行间的评论里，在邮件的来回抄送之间，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这不是因为有人要刻意低调隐瞒什么罪恶，而是因为一切看起来都不是罪恶。当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讨论本季度的新业务的时候，他并不是来审查道德问题，而只是来做技术上的判断而已。他也许坐立不安，想着中午该吃什么，他也许还在琢磨为什么手头另一个程序有 bug，这时他听到主讲人问： 「我们的讨论群组每天有千万级的访问量，要不要卖广告变现？」 当然要，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在几个月后的另一次会议上：「这些讨论群组的人工维护成本太高，我们要不要引入网友参与管理？」 这很自然，别的网站的讨论群也都是这么做的。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发现网友自发选出来的群主有的时候不可靠，会搞利益输送，比如把特定的商业推广帖置顶之类。我们要不要把群主这一块管起来？」 很好，这里反正有商业利益，与其让完全匿名的网友挣黑钱，不如让公司透明管理。 再下一次：「有人想要承包这些讨论群，以前就有内部员工私自把它外包出去了，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不如主动把它当成一项业务来做吧，既可以加强管理，还可以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表示异议。他忍不住问： 「那你怎么确定外包出去的人都可靠呢？」 「我们可以加强审查。」 主讲人当然不是在骗他，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地说「不，我们只要收入，不要审查。」但他知道这审查恐怕会流于形式。这个季度收入增长已经在放缓了，组里受到的压力很大，这种审查就只会更宽松，甚至有可能会主动帮助买家规避审查也说不定。可是要不要继续追问下去呢？对方级别比自己高，是不是私下再问会比较好？会议进程已经落后了。他没再说话。主讲人开始讨论下一项业务了。 这当然是虚拟的场景，但真实的场景其实也不外如此。没有人觉得自己唯利是图，大家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罢了。 这当然不是说一切都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但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公司的员工也的确不是刻意做了什么坏事才让公司变坏的。公司变好才需要努力，变坏并不需要。 好像浓雾中的航船，看起来只偏了一点点而已。没有人看得清——或者想要去看——千万里之外的目标会差了有多远。 三、 1979 年的一天，强生公司的总裁 James Burke 把二十几名高管招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发了一通火。「我们自己还信不信墙上贴着的那些公司信条了？我们首先要满足用户的利益，其次是员工的利益，最后才是股东的利益，这是空话还是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不想真的实现它，就把它从墙上卸掉好了。」 所有公司都有自己纸面上的道德教条，可是只有当员工会发自内心服膺它们，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实践它们的时候，这些教条才有意义。要员工承认道德价值一点也不难，可是商业究竟是商业，每个人都有业务上的压力需要满足，而道德准则总有和业务需求不尽然相符的时候。坚持道德底线的困难在于，它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要敢于坚持就同时还意味着： ——你要时不时主动和别人争论。这些争论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大义凛然的理由（如果有，反而比较好办），而只是一些微妙的，看不出明确是非对错的争议点。 ——别人不会因为你提出异议就选择绕开或者架空你。 ——你不担心争论会影响到日后别人在工作上和你的合作。 ——你不害怕指出别人或者自己犯的错误。如果公司遭受了损失，你不担心别人会把责任怪罪在你头上。 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确信别人也这么想。 这有多难？或者换个问法，有多少公司能在人数上万的时候还能理直气壮地说，绝大多数员工都能做到这一点？ 很显然，没有人真的有胆量不断去挑战自己周围的环境，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共同观念作为后盾，让这么做变成一件政治正确的事。这种共同观念需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一个人大声说出「我们不能伤害用户利益」的时候，他能心安理得，没有后顾之忧，不觉得自己会成为异类受到冷落。一个人面对的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是个人安全感的问题，而价值观的目的就在于能够提供一个的心理上和利益上的保护。只要安全，人们是愿意做得更好的。 但是价值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公司自上而下每日每夜的奖赏与惩罚、接纳与排斥、鼓励与批评之中涓滴凝结出来的。所有员工都可以本能地判断出什么是空话，什么是高调，什么才是公司老板和同事真正在乎的事，然后心照不宣地在所有具体而微的层面上实践它。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汲汲营营地每天琢磨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至少没有人会去做周围的人事实上并不鼓励自己去做的事。这甚至都不能叫做潜规则，只是本能地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已。 而这个环境一旦形成，几乎没有任何人力可以再去扭转它。来自外界的批评就更不可能了。 四、 1982年，也就是 James Burke 开始努力让强生公司在纸面上的信条重新焕发生机的三年之后，公司收到了一些零星报告，发现自己售出的泰诺可能有极少数被恶意注入了毒素。强生立刻做出了日后被当成现代商业危机处理榜样的反应：公开告知社会相应的危险，所有泰诺下架，三千万瓶药品被召回（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商业召回），承担至少一亿美元的损失以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些决策是自下而上做出的，公司得到消息时 Burke 正在飞机上，当他落地的时候，药品下架的决定已经做好了。 […]

我关于内观这件事的看法见《当我们谈论内观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一文。 一、 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这间大厅，他大概会觉得闯进了一个神秘仪式的现场。屋子里没有窗户，只有微弱的灯光，完全不辨时辰。在这里密密麻麻坐了几十名年龄肤色各异的男子，每个人穿着完全不同的衣服，有不少都看起来和纽约地铁街头的流浪汉别无二致。空气不算难闻，但也很难称得上新鲜。所有人都都闭目噤声，面向讲坛席地而坐。 讲坛上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也在盘膝而坐，面容清癯，微微有些驼背。屋子里仅有的声音来自广播。S. N. Goenka 老师浓重的印度口音正在指示这一节的冥想要点： 不要想像，也不要强求任何感觉。观察。观察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在观察中你会最终发现，所有感知都会随时升起，随时消失。Anicca。Anicca。Anicca。 Anicca 的意思是「无常」，在每天的广播里都这个词要出现无数遍。它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感知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值得执着、排斥或者贪恋。但对一个刚来到这里不久的修习者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种讽刺，因为盘膝打坐的痛苦是如此恒常尖锐，简直是无常的反面。广播里印度口音抑扬顿挫啰嗦聒噪，也令人焦躁不安。但这些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心里。 这是十天的禁语修行，整个建筑都一片安静。所有人除了和老师私下讨论关于冥想的疑问之外，不能说话，不能讨论，甚至不能交换眼色，因为这样会干扰各自的进度。除此之外的戒律还包括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不能听音乐，不能使用任何复杂的电器。至于手机，最开始的时候就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没收了。 这座禅修中心位于加拿大魁北克山区，只有几栋小楼孤零零地坐落在远离城市的郊外。主楼是卧室和食堂，几个人住一间宿舍，床和床之间用布帘子隔出一点隐私空间出来。每个人自己床头有盏小灯，但大多数时候整间屋子都是一片黑暗，即使白天也是如此。集体打坐的冥想大厅位于几步之遥的另一幢楼。两座楼之间的一小段路和路旁的一个小土坡是这十天时间里仅有的户外自由活动空间。但是室外极冷，又下了大雪，总是见不到什么人在外面活动。 自我记事起，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每天只做这么单调的一件事的经验。即使是大学时的军训都总还有一点操场上的空间。但在这里，每天活动的物理范围不出方圆一百米，时间表完全被预先设定。起床之后，除了吃饭和休息时间都在打坐。我从没觉得每一天显得如此漫长过。 但更重要的是，就连思想也被尽可能收缩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冥想的要义之一就在于以感知代替思考。我们所习惯的大脑运作模式是把所有的感知都尽快识别为结论和内容。在听到了楼上一声椅子挪动的声音之后，正常的大脑自由运作是这样的： 这声音好刺耳，听起来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磨蹭地板的样子，这个人一定很重，我想想住在楼上的都有谁呢？ 但恰恰是这些思考自动触发的心理反射导致了人瞬间的爱和憎，贪与嗔，而这正是冥想力图戒除的习性。冥想要求人尽量不要用思考取代感知本身，它希望大脑全力以赴所关注的问题是： 这声音听起来有多响？有多久？有多远？是什么音质？什么音色？ 这感知越细腻，就越不容易触发后面的连串心理反射。但这也意味着一个平时活泼热烈自由跳跃的大脑忽然被局限在一个单调的模式上空转，我好几次都发现自己是在靠和自己默默对话来纾缓大脑的压力。几天过去，我已经开始发愁自己怎么才能熬得下去了。 但除此之外，生活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便。日子周而复始，起床，打坐，吃饭，打坐，睡觉。我一天一天数着还有几天就能回到自由世界。第三天开始下了大雪。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天气越来越冷。周围有不少人都得了感冒，打坐时用毛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我却始终夷然无事，每天只穿着短袖打坐，任凭身后的虬髯大汉玩命似的往我的背上打喷嚏。我不无得意地想，看起来自己的身体素质还不错啊。 那时我完全没想到，紧接着事情就会急转直下。 Anicca。 二、 第六夜，我失眠了一整晚。 在此之前几个晚上睡得也并不是很好。在这里，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睡眠问题：首先，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运动量。每天除了坐着就是躺着。其次，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大概除了吃饭之外的二十二个小时都是在昏暗或者漆黑中度过的。生物钟非常混乱。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冥想事实上是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活动，只是集中的方式和平时不同罢了。 无论如何，到了第六个晚上，大概某个因素终于跨过了临界点，导致整夜都没有睡着。如果是在家里，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可以起床吃点东西，洗个热水澡，看电视，听音乐，或者至少看本催眠的书。问题在于，在这里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我还要小心翼翼不要发出声音影响到室友，连灯都无法打开。 并不是不困。事实上，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有深沉的睡意袭来，呼吸变得轻柔，意识开始模糊，只要放松一下精神仿佛就能自然而然地滑入睡眠之中。但不知怎的，大脑中偏偏就是有一个力量把睡眠推开，让自己维持在清醒的状态里。 就在一片黑暗之中，我辗转反侧了整整一夜。 到了第七天白天，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让身体更疲劳一点才行。虽然寒冷，我还是在室外的土坡上走了好久。白天也尽量让自己处于光亮的地方。中午有一个小时大家一般用来午睡，而我尽量用来活动自己的身体。到了晚上，困意已经如此明显，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睡意几乎是在躺下之后立刻涌来。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大脑固执地拒绝接受睡觉的指令。这和平时我经历过的失眠完全不同，精神疲惫之极，浑身都仿佛动弹不得，脑海中只有一块区域是清醒的。但它毫不留情地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睡眠的尝试。 等了不知道多久，终于有一股足够丰沛的困倦汹涌而来。而那个清醒的意识好像和其余的身体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样，冷冷地旁观着它。困意试着强行挤入脑海，心脏开始怦怦跳动，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但那个微弱而清醒的意识全然不为所动，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我好像被夹在彼此推挤的两股力量之间一样无所适从，当睡意像大浪一样席卷全身冲向大脑的那一刻，冲突一下子到达了顶峰。什么东西啪的断裂了。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心跳如雷，大口喘着气，额头都是密密的汗。 「发生什么事情了？」过了好一阵我才缓过神来问自己。「我这是走火入魔了么？」 「不，不是。你只是进入睡眠的机制坏掉了。」我默默回答到。 心还在怦怦直跳，我想等它平静下来之后再试一次，虽然并不抱什么希望。问题在于，心跳迟迟没有放缓的迹象。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即使刚才是一场长跑，这么久心脏也该平复了，可它还在急跳着。我按住脉搏估计了一下，大概一分钟一百二十次的样子。 「差不多是减脂心率区间啊，」我没来由地想到。「这么久了，腹部的脂肪都该清空了吧。」 半小时过去了，心还在急跳。 我开始有点害怕了。我心脏一向很好，从未经历过这种又陌生又恐怖的感觉。我对心脏病学近乎一无所知，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是应该静观其变，还是必须作出某种断然处置，更不知道这样一直跳下去会不会导致某种长期性的伤害。 一小时过去了，心还在急跳。 周围一片漆黑寂静，耳边只有自己急促而沉重的心跳声。我坐了起来，手和嘴唇都跟着在轻轻发抖，颈部的动脉涨得发痛。我难以遏制地开始胡思乱想，各种可怕的可能性都开始进入脑海。这是在异国郊外山区里的一个夜晚，外面还下着雪。我举目无亲，也没有交通工具，所有可以求援的人都远在天边，就算我想做什么事，事实上也不知如何着手。万一它不会自己好转呢？万一这是我最后能做点什么努力的机会了呢？ 在这个不辨时刻的午夜瞬间，我在一片黑暗里抱膝坐在床头，心槌如战鼓，被巨大的恐惧和无助包裹着。我生平去过天涯海角很多地方，也做过不少挑战极限的事。但性命交关的威胁从未显得离我如此之近过。我忽然想到妈妈，她大概连我究竟是来这里干什么的都弄不清楚。如果我在这里变生不测，她该怎么理解这整件事呢？ 三、 至少我得先拿到手机打几个电话，我想。 在午夜找到管理员都睡在什么地方然后把他们唤醒并不太容易。我几经犹豫才说服自己披衣下床，花了不少时间找到了管理员，他又层层找到上级，直到老师也被唤醒。在给每个人把发生了什么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我终于给自己认识的一个医生打了个电话。 医生的意见是最好能做个心电图检查一下，但从我的描述听起来，这很像是功能性的窦性心动过速，没有立即的危险。我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至少能等到天亮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也还是没有睡着，但是恐惧消失了之后总算是稍稍休息了一下。到了第八天早上，心跳渐渐缓和了下来，比正常还是快一点，但不那么难受了。我和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去大厅静坐了，留在宿舍里休息了一早上。 到了下午，除了我事实上已经连续两个通宵没有合眼之外，一切仿佛回到了常态。我甚至饭量还不错，大脑也照常运转，于是我晚上又恢复了打坐。这真是奇怪，我想，这透支的精力是哪来的？不过无论如何，等到晚上睡着了之后就一切都该回复正常了吧。 第八夜依旧整晚没有睡。 我意识到大脑的某些运作方式已经和平时不太一样了。是因为冥想，还是因为两天两夜失眠，或者兼而有之？我完全无法分辨，在这个环境下面也无从仔细探究。没人可以商量，周围所有学员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仍旧各自沉默地起床吃饭打坐睡觉，一如往日。我只能在这个不是特别清醒的状态下设法照顾自己了。 又到了深夜，睡意来了又去，毫无用处。我拿出手机——作为某种特权，我被允许把手机留在手边——打开了一个平时常用来打发无聊时光的小游戏。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平时那种自然而然注意力集中在游戏上的感觉，那种「放不下手机」的上瘾感几乎消失了。我只是在机械的一步步操作游戏而已，大脑，确切说是冥想时的那个「正念」，完全对游戏的乐趣无动于衷。 「这可不行。」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要成为一个连游戏都不爱玩的人。」 于是我开始全神贯注地玩它，力图找回大脑对那每一步刺激的微小迷恋。用手机反过来「治疗」正念的人，我大概是史上第一个吧。这么做有用么？也许神经并不是这么运作的，不是只要这么反着拧发条就能逆转冥想的效果？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跑来独自面对这一切？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我竭力把这些想法都排除脑海。 到了后半夜连游戏也玩累了，我就起身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着天亮快点来临。 第九天清晨，老师找来了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点有催眠作用的药物，但是仍旧不起作用。我甚至好像比夜间还清醒了些，只是心率始终浮动在七八十次上下。这时离我上次睡眠已近八十个小时过去了，我告诉老师，我这时其实感觉还算正常，但我害怕如果不作出某种明快的处置，晚上还会经历第四个失眠的夜晚，那对我来说就无论如何都是心理上完全无法承受的折磨了。老师说，到了中午正好有一个管理人员有事要开车去一小时车程外的蒙特利尔办事。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搭车离开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到了蒙特利尔，我找了间酒店入住，洗了一个热水澡跳上床蒙头躺下，然后几乎是一瞬间就落入了睡眠，整整睡了黑沉无梦的四个小时。 醒来之后，天色才刚刚入夜。我到酒店一楼的酒吧点了杯酒，随便吃了点东西。酒保和邻座谈笑自如，我坐在吧台前，恍若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