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木遥

墓园

一、 小火车在山间停了下来。 我过了很久才注意到这件事。当时我正在埋头读着村上春树新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字才买的),没留意车的进程。火车沿着和歌山桥本市以南的南海高野线不紧不慢地开着。每到一个小站会停上片刻,车门打开,关上,静静地滑出车站,像是地铁一样。 但这一站似乎出了点什么问题。车门打开之后再没关上,提示车门即将关闭的车铃反复在响。叮-咚-,听起来大致是 mi-do- 这两个音,叮-咚-,一遍又一遍,仿佛无人应答的叩门一样。 乘客们不明所以,抬头互相致以无言的探询,但什么也没发生。这车站坐落在深山里,铁路一侧是茂密的竹林,掩映着山里的村庄。天阴欲雨,让山野里的绿色显得湿漉漉的。另一侧是简陋的站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站牌上写着「上古沢」几个字。 车铃还在反复的响,凝神去听,会发现其实每一声都有一个短暂的重复。叮叮-咚咚-。像是一只正在同自己唱和的鸟。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在这个暮秋的中午,日本关西的一条山间铁路上,一辆小火车静静地停靠在一个竹林深处的车站旁。车门开着,清冷的空气里荡漾着湿润的泥土的味道。车铃反复响起,仿佛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像是人生自给自足的一个断片一样。 直到车子重新开动我还在想,这一幕我一定在某一部小说里见到过。 二、 ​此行的目的地是高野山。这是日本佛教的圣地,因为弘法大师空海和尚入定于此而著名。空海是遣唐使,在长安成为唐朝密宗第八祖,回日本后在高野山创立了真言宗,他也是传说中日文平假名的创立者。在日本,提及大师一词如果不特指,则一般专指空海(大師は弘法に奪われ)。 而高野山的精华荟萃于奥之院。这里本是空海入定的御庙,此后千年,数以十万计的历代日本人都追随空海葬身于此,其中包括了丰臣秀吉、织田信长、 明智光秀这些名字。在环绕着奥之院的巨杉林里,这几十万古墓与灵塔密密麻麻地拱卫着御庙,形成了一片遍布山野的巨大墓园。 这就是我千里迢迢来拜访的地方。 小镇坐落在山顶,虽然这里名列于联合国世界遗产,但是游客相当稀少。我住在镇子上的一座寺庙里,这是幢宽敞而条件简陋的木建筑,整座庙都寒浸浸的,只有自己的客房靠电暖气维持着一点温热。窗外是精心布置的枯山水,但冷得让人毫无赏玩的兴致。 我等到天黑下来,然后动身向奥之院进发。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一定要夜里去看那些坟墓哦。」不知怎的,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很显然,至少在当晚我是唯一一个有此雅兴的人。墓道两侧有灯,但并不明亮,反而让笼罩着墓园周围参天古木的黑暗显得更为深不可测。墓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石碑和石庭,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在灯下映出深沉的暗绿色来。 我走在蜿蜒的墓道上,几乎没什么害怕的感觉。神经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放松,但主要似乎是因为树林里的黑暗本身,而非那些墓碑们。头顶偶尔有乌鸦——或者是是什么别的叫声类似的鸟——怪叫着飞过,树林里时不时传来林间特有的窸窣声响。我忍不住想,这时候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大概是迎面(或者背后)走来一个和我一样夜里来此的活人,我们一定会把对方都吓得半死。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所以只有我置身于这片无边无际的墓碑之中,这是很难言喻,也不曾被梦到过的场景。大多数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无从深入辨别死者的身份。我知道这些墓石下面真切地埋着过往的生命。绝大多数并不是丰臣秀吉或者织田信长之属,就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而已。他们度过无足称道的一生之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奥之院的灵位,从而与若干年后的某个夜晚前来拜访的我偶然相遇。 如果这成千上万个灵魂此刻真的正在看着我,他们会想对我说什么呢? 三、 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本短篇集里,我最喜欢的是《木野》这一篇。木野是个平庸的销售员,某一天回家撞见妻子和同事私通,于是默然转身离去,辞掉工作,租了间都市角落里的小屋开了一家酒吧。酒吧经营得很是顺利,他也觉得自己似乎很快就忘记了所受到的伤害。然而事情渐渐开始变得古怪起来,常常拜访酒吧的猫忽然不来了,酒吧周围出现了许多探头探脑的蛇。一位神秘的常客告诉他:快点离开这里,四处游荡,不要停留。 他听从了,但终于在游荡的路途中开始疲惫,渐渐龟缩在一家小旅店里。他开始明白,因为不敢面对痛切的真实,自己内心留下的巨大空洞从未弥合过,而蛇们意识到了这是个多好的栖居之地。在小说的结尾,他在雨夜里被永不停歇的敲击声惊醒,那声音直接响在他的耳边,让他无可遁逃。 对熟悉村上春树的读者来说,这并不是多么新颖的故事。但我们本来也不是为了读到新的故事才读他的书的。 在镇子上的庙里度过一夜,寂然无梦。夜里开始下雨,清晨我被雨声唤醒,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天亮之后我又去了一趟奥之院,白天的墓园没那么寂寥了,不少老人冒雨来此进香。墓碑和青苔依然清冷,但巨杉和流水都恢复了正常的模样,这不再是夜间那个陌生的幻境了。 在《木野》的结尾处,木野小心翼翼地开始直视自己: 时光似乎从来不曾公正地流逝。血腥的欲望之重累,生锈的悔恨之锚钩,试图阻挠时光正确流淌。因此,时间无法像飞矢那样直线前进,雨夜时降时歇,时钟的指针也屡屡惘惑,鸟们仍然耽恋于沉睡,看不见脸孔的邮局职员在默默分拣明信片,妻子漂亮的乳房上下剧烈颤动,有人在执拗地不停敲着玻璃窗。敲击声始终很有规律,似乎要将他诱入深幽的暗示迷宫。咚咚,咚咚,再是咚咚。不要把眼睛背过去,笔直地看着我。有人在耳畔嗫嚅着。 然后他哭了起来,小说戛然而止。 离开高野山的时候雨还没停。下山的火车穿行过山间的浓雾,窗外的景色渐渐变成了寻常的农家田园。列车又经过了一次上古沢站,但只是一顿而过,没再长久停留了。

京都情书

一、 你知道吗?十一月底的京都,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游客。京都大大小小的赏枫名所不计其数,而这几周正是红叶最美的时候。 日本人把这件事称为「红叶狩」。与春天的樱花季一样,年复一年地,人们会在这几天里蜂拥而至,看那已经看过许多遍,但还是想再看一次的景色。京都几乎所有的寺庙这几天都会拥挤得水泄不通,到了周末就更是如此。 可是看到你所期待的红叶实际上很困难。尽管官方会在初秋时节就开始发布红叶情报,每所寺庙也会隔几天就更新一次红叶的状态,但枫叶变红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太多因素会左右它:当年秋末的气候,昼夜温差,日照,雨水和风——如果运气不好,叶子会在红透之前就被吹落,那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日本人把赏枫最好的时候叫做「见顷」,是正当其时的意思。当我到京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赏枫地点都刚好发布了见顷的状态,于是我以为,我应当在哪里都能看到一片绚烂的红色枫海才对。 可是并非如此。在大多数地方,我看到的事实上只是刚刚开始透出些红意的绿色枫叶。——那并非不美,绿色上的一点淡红也很迷人,但不是我所期待的那样子。城东的东福寺、清水寺、永观堂,城西的天龙寺、宝严院,它们作为古刹各有风情,有些平平,有些真的很动人,但若论枫叶的颜色,却都不过是这样。 这是为什么呢?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所谓见顷的意思,并不是指叶子红透的那一刻。那一刹那如此短暂,几乎转瞬即逝,是无法被准确预报的。而在那一刻到来之前,你知道它正在变红,看着它每天一点点变化,绿色一点点变成黄色,再沉淀出暗红色来,这变化如此细微,仿佛静止了一样,但几天过去,就会积累出一寸可以辨别出的差异。你的心被吊在半空中,仿佛一颗聚在叶尖而尚未坠落的水滴。你知道最美的就在前头,但还没到。你知道它会发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这时候就是「见顷」。 大多数游客事实上只能蜻蜓点水地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然后匆忙奔向下一个地点。我的时间要充裕许多,因此不少地方都去了很多次。一开始我还会每天跟踪红叶的讯息,试着判断哪里能看到更美的景色。但很快我就意识到,确定自己看到枫叶最红的那一刻事实上毫无意义。我知道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它会在我眼前迅速凋零。而在它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才是真正可以被拥有和把握的。 那就是最好的时光。 二、 来京都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走在公司的楼层里,经过电梯,电梯门正巧打开了。她走了出来。 她变了点样子,头发剪短了。但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是她。她也看到了我,我们俩脸上同时漾出笑意,像是许久不见的恋人看到对方。我觉得自己每一寸神经都嘭地燃烧起来,喜悦的感觉和荷尔蒙一起歌唱着翻滚过全身。我牵起她的手,把她推到墙边,看着她。我们好久没见了,我并没说出口,但她知道我在说这个。我看着她的脸,很久以来积聚的爱争先恐后地涌向嘴边。 不要在这里,她仿佛在说。没错,这里人来人往。去十楼,我说。 我牵着她的手往十楼跑去。她也紧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她抓着我,她好久没这样主动握紧我了。我们跑到十楼的咖啡厅,四处张望哪里有空位。不,不行,这里太吵了,而且周围还是有不少认识的同事。 走,下楼。她牵起我从楼梯跑下去。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背面,变成完全不同的发型。我还是更喜欢她原先的样子,但无论怎样都好,这样也好。 我们跑下楼,我气喘吁吁地跟着她穿行在院子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她在前面绕来绕去,我稍一不留意,她就差点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看到她跑向另一栋楼,连忙跟上去,我差点跟丢你啦,我对她嚷。她没做声,噔噔噔地踩着墙外的消防梯跑上楼去,我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她,越落越远。 她进了楼,我也跟了进去。里面是家书店,她正站在书堆前翻看。我跑向她,她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脸上冷冷的,并没在笑。 我看着她,知道这个梦结束了。 然后我就醒了,窗外在下好大的雨。 三、 我在京都遇到了正巧来这里开会的白老师。我们聊起我在京都的所见,我忍不住吐槽日本人的虔诚: 「在稻荷大社那里,你能看到几千座人们捐献的鸟居,不少都是当代捐赠的。作为一个现代人,捐赠一个鸟居的时候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我理解信仰这件事,但那归根结底就是几段木材嘛。」 白老师说:「你不明白吗?那是普通人在面对生活的绝望的时候,向黑暗里奋力伸出的那一只手。」 我说:「可是真的好蠢⋯⋯」 然后我想起我在京都所有这些寺庙里见到的游客。他们来自远远近近的岛屿和大陆,操着各种口音,做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在一座古建筑、一幅匾额、一朵艳丽的花、一池水、一丛透出一点点红色的绿叶,或者任何和日常生活看起来稍有不同的视野前面,自拍或者互相拍照。有的人用很好的相机,有的不过是手机或者平板。有的人为了一个好的取景会等待很久,有的人只是随心所欲地按下快门。但归根结底,所有人都是在努力地——近乎是徒劳地——告诉全世界自己来过和看过这里。如果那朵花有生命,它一定会诧异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这和奉献鸟居相比,哪个更蠢些呢? 白老师说:「我还蛮佩服你一直有这种永远跑来跑去的热情的。」 不只是我。每年有上千万的人涌向京都,春天来看樱花,秋天来看枫叶,或者什么也不看,只是在祇园的花见小路里穿上和服走来走去,到处拍照。还有更多人涌向别处,逃离自己的城市,来到别人努力逃离的地方一掷千金。 那也是我们向黑暗里所伸出的那只手啊。 你知道吗,京都即使没有那些枫树和樱花,没有金阁寺和银阁寺,没有「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也是座极美的城市。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诞生于不同年代的如此多各具风韵的街区浑然天成地融汇为一体,让人几乎可以永不停歇地漫步于其中。 我出发之前看了不少攻略,但最终并未遵循任何计划,而是近乎任性地在京都穿梭来去。我后来意识到我的大多数时间其实都花在了未曾预料到的地方:街头转角的瓷器店,晨光下的町家民宅,夜雨中的枯山水,午后的咖啡馆,或者百年食肆门口的漫长队伍。所谓旅行,不外如此。在暮秋的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抛开一切,把自己投掷在这喧闹而又疏远的时空里。 是的,这就是我的鸟居。 我把它献给你。

北京亮

一、 「你为什么想要离开纽约?」在北京 Hyatt 酒店顶层的酒吧里,柒老师问道。 你咧咧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还没消失的时差混合上酒精,让你的大脑有种空转的恍惚感。酒店窗外是漆黑朦胧的周末的夜,整个长安街都延伸在脚下,红色和黄色的车灯时断时续地流淌着。「呆腻了吧。」你说。 当然不只是这样。你知道你为什么想要离开纽约,你只是不想让自己面对那个简单而且愚蠢的答案而已。「在纽约三年多了,可以考虑接下来该去哪儿了。」你听见自己说。 夜深了,长安街上的车流似乎稀疏了一点儿。你在这条街上来去过无数次,但这样俯视它还是头一回。它宽阔、浩荡、沉静,也可以算是繁华,但是种空落落的繁华,仿佛一切情感都被稀释和澄清在夜色里了一样。 你很难不想起纽约,并且在心里不自觉地作着比较。纽约的午夜是截然不同的模样,它绵密,跃动,骄傲,活色生香,哪怕在你最厌恶的冬天也是如此。 你想起一位律师这样写纽约的夜: 「远处帝国大厦的尖塔上灯光点亮,百老汇剧院前人头攒动,在哈德逊和东河之间,人们用黄金铺满大地,一百万个叉子举起,一百万个嗓子说话,一百万个人迈开步伐,一起通过时代广场的路口。急速旋转的金星,在黑色天空中划出头晕目眩的圆圈。这座城市在这一刻达到了她所能营造的永恒的幻象的极致,仿佛这一切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在现在不会消失,而在未来也永远不会重复。」 而你知道你不属于那儿,你想要离开了。 酒吧里的驻场歌手在用英文和中文轮换唱着歌,低音提琴和架子鼓的声音弥漫在空间里,人们低声谈笑,这个夜晚好像既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你左侧有个单身男人面对着落地窗默默喝酒,你不知道他是在等人还是真就是一个人在这里消磨时间。背后有两个女人仿佛在桌子上研究什么计划,时不时窃笑起来。你和柒老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冯唐郭敬明村上春树,子女同父母的对峙与和解,为什么有人看 Inside Out 会哭而有人不会。但你的心不在这儿,在地球背面的某个地方。 二、 这是你在北京公事的最后一天。此前你在五道口呆了整整一周,每天都在见人说话,直到周末晚上才匆忙逃回了东边的北京。「太可怕了,简直像是受到了核辐射一样。」你对悉尼老师说。 「可是哪有人像你一样度假还要住在 CBD 的。」悉尼老师冷冷地评论到。 你不知道该怎么为这件事辩护,仿佛住在 CBD 是件不太有格调的事情。可是你确实不喜欢五道口,你在那里呆过许多年,但从未爱过它。随着时间流逝,你的厌恶不但没有消散,反而与日俱增。只要可以,你总是迫不及待地逃离那儿,就像逃离自己的老家一样。 在五道口你见了一大批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大都像是一个模子雕出来的,就是你熟悉的那个样子,让你仿佛能看到自己以前的影子。他们大脑敏捷而口齿稚嫩,在你逼视的目光下常常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你偶尔用一种倚老卖老的温和口气指点几句,但大多数时候你只是矜持地听着。一天下来你疲惫不堪,意识到自己在记忆里完全分不清楚谁是谁。 到了下班时间千千万万这样的年轻人会在五道口的街道上倾泻而出,每个人都大步流星而面目模糊,穿着相似的衣服,谈着类似的事情。你走在中间,似乎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因为自己不属于这里。 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比你更出色,但你不愿正视这一点。 于是你一到周末就飞也似地离开了这里。裹挟在周末回家的人群之中,挤得你透不过呼吸。北京的地铁车厢比纽约年轻得多,但晦暗不明的陈腐味道并不比纽约地铁臭名昭著的尿臊气更令人愉悦。你想起纽约地铁里人们冷漠的脸,环视四周,想辨认出是什么让北京地铁的乘客看起来如此不同。你觉得是疲惫,但不知道是不是只是自己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 「你不觉得地铁里每个人都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么?」你问悉尼老师。 「习惯就好了。」悉尼老师说。 三、 你走下飞机的那个下午,北京城整个都浸泡在浓稠的雾霾里。你满身是黏稠的细汗,空气里仿佛有絮丝层层叠叠地落在脸上和脖子上,你拖着行李走过一道又一道灰蒙蒙的玻璃门,直到坐上进城的地铁,地铁里乘客的气息把你包裹起来的那一瞬间让你觉得这真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地方。 然后你翻出手机,告诉朋友们你来了北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见人、吃饭、倒时差,像从前每次回北京一样轻车熟路。但你横亘在胸口的隔阂感始终未曾消失过。 直到有一个夜晚,你和迈克老师去吃晚饭。迈克老师正在创业,这是他夜里加班的缝隙里能抽出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你们穿过学院路的车流来到一家牛肉面馆,排队,吃烤串,聊天。这面馆让你想起老家,但面本身并不地道。你们说起各自的工作,以及北京和纽约的生活。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哪里,你想念北京,可是北京让你望而却步。 「我去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人做一个杯子可以做一百年,觉得那种精耕细作的匠人精神也挺好。但是在北京,你得飞快地往前跑才行。」迈克老师说。 「也许慢也未必是件坏事呢?」你说。 「慢不下来的,北京是个野蛮生长的地方。」迈克老师回答到。 饭后迈克老师回去接着工作,你在出租车里看着他离开,车窗外昏黄的路灯照着北京大院深灰色的院墙,街上尽是步履匆匆的年轻人。秋天凉爽的空气里,一天劳作后的懈怠感混合着庸常生活的温暖气息弥散开来,那一刹那你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某个熟悉的旧日时光里。 然后你机械地完成北京的行程,打包回到纽约。从机场回家的路上静悄悄的,郊区周末的傍晚总是如此。你看到河对岸世贸中心熟悉的身影,仿佛自己从未离开过一样。 你明白你正在被时间推搡着前进,看着自己和所爱的一切都渐行渐远。你想逃避过去,又并不憧憬未来。你赤手空拳又无能为力。你在纽约和北京之间跳跃往返,期待着在场景的随机推拉切换之间能听到神谕以某种方式启示你接下来的道路。但什么也没发生,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This is not how it works. 于是你只能奋力跃向前方。生活总会分崩离析,无论是以哪种方式。你并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

有哪件事让你觉得身为中国人十分骄傲?

这是对一条知乎问题的回答。 2013 年我去秘鲁旅行了一趟,主要的目的地是马丘比丘和的的喀喀湖,但路上也经过了不少小镇和乡村。秘鲁是个有代表性的南美国家,经济水平一般,城乡发展水平大致上让我想起中国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我当时写的游记里有一段话描绘了那里的景象: 「从湖边回望过去,粗糙不堪的砖瓦平房密密麻麻地在山腰蔓延开来,像是个巨大的不知存在意义为何的蚂蚁巢穴。太阳初升的时候,街道上的店铺都还关着门,只有在街边摆摊卖早点的摊贩们推着车子走在街上。身边偶尔会有电动三轮车歪歪扭扭地驶过。街道两旁的墙皮斑驳陆离,积满年代久远的灰尘和可疑的油腻。偶尔传来卷闸门被拉起的声音——这是我小时候听惯的,但在美国很久没听到过了——一个男人睡眼惺忪地把一盆脏水泼到人行道上。一个穿着当地传统的毛衣毛裙的矮胖老太太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过马路,车子上捆着一大堆包裹和几个塑料板凳,板凳在她正要走过街心时滑落了下来滚到一边。她要去捡起凳子时,三轮车又沿着马路滑向另一侧。我连忙跑过去帮她把板凳拾了起来,她咕哝了一句我甚至听不出是不是西班牙语的句子,我们各自走开。」 这场景本身并不出奇,它并不能说明秘鲁的好与坏。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今日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日常面目——如果我们意识到无论北京还是纽约事实上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的话。 但重点是,当我走在秘鲁乏善可陈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看着这些和我小时候见惯的中国中西部城镇大同小异的景色时,我反而更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特殊性。在秘鲁,我不止一次政治不正确地想: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地区实在是乏味荒芜地令人厌倦,人民也只是疲惫地生活和跋涉在这里,仿佛过去和未来都同自己并无干系。马丘比丘固然是令人炫目的珍宝,但它只是碰巧孤单地遗落在此罢了。——我承认,这当然只是一个外国游客的感受,也许对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秘鲁人来说并不公平。但那种乏味感是真实的,几乎触手可及。 然后我忍不住想,我记忆里同样灰头土脸的中国内陆和眼前的秘鲁的区别在哪里。那并不是熟悉所带来的亲切——事实上,让我今天骤然回到中国内陆,除了语言相通外我恐怕并不会觉得比秘鲁熟悉多少——而是某种难于言表的,深入心神血脉的「不孤独」之感,一种让人得以安身立命的,被漫长历史和灿然典章所滋养出的温情。一个人看着美国缅因州的枫叶,会意识到那并不是老杜笔下玉露凋伤的树林。在大峡谷畔的沙漠里开车,也绝不会误认为自己是在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外。拉丁民族有远比中国发达的民间音乐文化,但没有吴丝蜀桐,更没有「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那些山村、水乡、田舍、食肆,是一个漫长时空层叠累积出的结果,而中国人在其间劳作杀伐,爱恨生死,觉得这一切都像呼吸一样自然。它们一点也不自然。 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悠久」之类的 cliche 而已。中国人喜欢自豪地谈及长城和兵马俑,觉得那是中国独有的瑰宝,但事实上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瑰宝,它们并不真正独有。真正让中国之为中国的,是那些中国人并不会时时意识到其存在的东西。我多年前有一次和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裔长辈闲聊时,她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碰到过的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谈及几百几千年前的某某朝代发生过的事?这难道不应该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么?」——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多独一无二。 我告诉她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民间戏曲和传说,让几乎所有中国人,哪怕不识字,也能对历史的大致轮廓如数家珍。这是个最简单的回答,但我其实一刹那间想到的远不只是戏曲而已。三峡岸边的鬼城,西安城墙根的埙声,江南巷弄里的酒望,这些涌到嘴边却无法向一个印度人用英语解释清楚的事,才是真正的答案。 刚来纽约的某个晚上,我在微信上说了一句: 「没有深夜和猫一起听过《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知道它为什么好的这个事实,就是我觉得身为中国人十分骄傲的事。

读书笔记:《大外交》

一、 在《大外交》这本书的发布会上,基辛格向媒体介绍这本书的主旨时,讲到美国人的世界观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的: 「美国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本性对正义的态度都一样,那些和美国对民主和自由看法不一的人,都是只是因为受了一时的蒙蔽才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仿佛你要是把一个外国领导人带到美国来,带着他亲眼看看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就会衷心赞赏美国价值观了似的。这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这回事,英国口音都是英国人故意装出来气美国人的。如果你半夜潜入一个英国人家里,在他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把他忽然叫醒,他就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说话了。」 人们常常忘记——别的国家忘记是因为他们从无这种经验,美国人自己忘记是因为它融入血液从而不需要特别记起——美国孤悬海外,历史上的内忧外患远远少于别的民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和平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如果不被邪恶的势力所打破,本来是可以自动得到维持的。而对待邪恶的势力不外乎有两种方式:要么感化它,要么征服它。美国人通常两者都会尝试,其目的是设法让人人都走上美国价值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然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一直是美国传统信念的一部分,虽然它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列强们,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自强史。法国从黎塞留执政时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自己被东侧的强敌征服,德国要到俾斯麦的时代才从一盘散沙中勉强自立起来,而英国则念兹在兹不忘防止海峡对岸的低地小国落入任何一个欧陆强权的控制从而威胁到自己。沙俄虽然地域辽阔,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反而更强,始终在全力扩张和节节败退之间反复摆荡。一部欧洲近现代史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合纵连横的丛林斗争史,无怪乎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会说出「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来。 于是当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后,它和欧洲国家的观念之扞格不入,一度到了彼此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的程度。美国怀着自认为人类历史上特殊角色的真诚自信,致力于承担起保卫和拓展自由社会的崇高使命。欧洲诸国从自身经验出发,坚信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高于抽象的道德标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张力会形成动态的均势,从而实质上有助于和平。有趣的是,双方的信念都带来过荒谬的结果:欧洲诸国全力追求均势外交的结果是把自己拖入两次世界大战,文明几乎毁于一旦。美国张扬普世价值的决心让它把自己卷入地球另一侧东南亚丛林里的一场内战里,几十万子弟兵埋骨他乡,还让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但信念之所以为信念,就是因为它并不反映逻辑,而是反映性格。基辛格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他在评论冷战初期的美法关系时说到: 「归根结底,问题乃是国家和国家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重点在于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来平衡。」 基辛格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从二战末期到冷战初期的这十年间,国际政治的要角们——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和阿登纳——是如何在彼此充满误解和冲突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地形塑出战后世界格局的。这也是我觉得全书带来新知最多的部分,因为它生动地揭示了历史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微妙的平衡,让人忍不住思考今日世界其实本来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这问题当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问,但在这一段问出来似乎是最发人深省的。 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传统儒家文化确实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是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个人的行为伦理则完全可以放大为国家民族的相处之道。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上可以伐下,而彼此不能相征。即使在今天,官方的外交话语也常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不承认各国对同一争端的不同看法可能都有道理,而是一定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立场(不消说,当然就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只要各国都以合乎正确道理的方式看待问题,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虽然中国和美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立场相反,但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各自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不同罢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国际地位都同十九世纪的美国相仿佛,而真正体会到欧洲诸国日日与邻国亦敌亦友和战相间的经验,不过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事。 但这一二百年来的经历又如此惨痛,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一变而成为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虽然未必宣之于口,但事实上更愿意坚信国际社会中强权即是公理,一切正义口号都是国家利益的幌子。他们的信念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已经不能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这些人听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口中被后世称为威尔逊主义的理想观念: 「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 或者如杜鲁门所说: 「我们不会索取别人的领土,也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我们不会索取任何我们自己不愿赋予他人的特权。」 或者如肯尼迪所说: 「我国人民曾经为这些权利奋斗不已,今天我们也要承诺在国内和全世界保护这些权利。我们要让每个国家不分敌友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 他们一定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谎言,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特别是对照美国实际上许多所作所为来看更是如此。而如果他们听到老罗斯福——他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像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的总统——的话: 「对于威尔逊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为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或者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和世界都好得太多。」「缺乏武力的正义,与没有正义的武力一样坏,甚至更坏。」 或者如这一脉现实主义政治的远祖黎赛留在《政治证言》中所说的: 「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才有权利,弱者只能顺应强者的意见。」 这些人一定会引为知己,认为这才是强权的真正心声。这种世界观当然有其好处,因为它无需为道德感陷入挣扎,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则成为理直气壮的事。它也无需相信别人的善意,因为所谓善意完全可能反而是最为彻底的恶意的伪装。这样的逻辑几乎不可证伪,因为一切反面论点都会显得像是过于幼稚,简直不值一驳。 但是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对他人世界观的误解,哪怕是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方向的误解,也会带来悲剧的结果。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双方的区别并不在于善良与邪恶或者软弱与坚强的程度,而更像是两个棋手在遵循完全不同的行棋规则对弈,并且都以为对方和自己下的是同一种棋。它的危险是相互的,并且很难说对哪一方的危险更大。 而且事实上,完全道德虚无主义的逻辑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自圆其说。如果国家强大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服从,一直以来中国都应该格外尊敬和服从美国才对。如果中国人真的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为什么他们不在 1937 年就彻底投降日本呢? 三、 有趣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的基辛格,在书中却格外赞扬了两位完全秉持理想主义作风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与里根。两人的成就有类似之处:小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格外消沉气馁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国家赢得了战争和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领袖地位。里根则是在冷战对峙最尖锐的时刻决定领导美国正面应战,几乎是以硬碰硬的方式把苏联逼向崩溃的边缘。但两人最伟大之处都不仅仅在于取得胜利本身,而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历史的潮流,自信冷静地坚持理念,利用超卓的个人魅力耐心地引领人民团结起来跟随自己前进。大多数领导人无论多么权倾一时,在这一标准面前都难免败下阵来。 但胜利未必能够简单归因于个人及其理念。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没有对照实验,因此因果关系只能假说而无法验证。以冷战为例,尽管通行的看法是美国获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里根和他的意识形态强硬路线的后果?也许苏联的扩张政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自我崩溃,只是碰巧被里根赶上了好时机?基辛格虽然对里根大为赞赏(即使里根事实上一手扭转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大力推动的对苏缓和政策),但他也认为如果里根早十年上台,其理想主义可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问题同样适用于里根之前的所有其他领导人。甚至冷战本身——虽然由于人们已经如此习惯它,容易觉得它的存在有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可以成为追问的对象。也许美国坐视冷战开端导致几十年的尖锐对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失败了?丘吉尔就认为,应当在战争甫告结束,苏联立足未稳时就和苏联展开政治谈判,全力压缩其势力范围,不让东欧国家落入其手中。但他领导的英国无力单独向苏联施压,而有能力的罗斯福又完全无意玩这一套典型的欧式地缘政治把戏。其结果是苏联成为二战的最大受益者,而冷战终于不能避免。 在基辛格看来,这是理想主义观念无视政治现实的恶果的一个例证。但他也公允地评论到: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本就是促成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假如罗斯福遵从了丘吉尔的方案,他固然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根本就削弱了美国抵抗冲突的能力。」 换言之,美国的观念虽然未必总能给它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若非如此,则美国本来也不会成为今日之美国。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但昔日欧陆诸国日薄西山,而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终究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更像是一百年前的欧洲的放大版。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基辛格正确地预言到冷战后的世界局势。新兴国家遍布全球,其分歧和争端远较当日欧洲国家之间为深刻。美国虽然独大,但它调动资源的能力占全球政治能量的比重其实反而弱于冷战时代。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敌我关系,各个国家共同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力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战争的风险不是减小了,而是放大了。 基辛格对此开出的对策是呼吁各国冷静地判断如何维护均势,进而保卫和平,向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协调时期学习,而不要重蹈其后来的覆辙。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以更现实的目光理解世界。他说: 「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相信,美国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仅凭意识形态就能无往而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离世界,当美国十分强盛又十分脆弱之时,美国势必不能放弃让它之所以伟大的理想,但它也不应该妄自以为无所不能,而破坏了美国的伟大。」 然而维护均势的前提是各方都正确理解(虽然未必认同)对手的意图,而这往往是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因为它不只关乎判断力,更关乎跳出自己熟悉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基辛格在书中讨论了朝鲜战争(这一场战争在他后来的《论中国》一书中得到了更细致的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美双方都严重误判了对方的战略,这一冲突(对北朝鲜人民来说尤其不幸)本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二十世纪的其余几次重大的悲剧多半也是如此。 这本书写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二十年后的今天,国际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基辛格的预言。总结历史已经足以让人悲观了,展望未来的时候基辛格试图保持乐观,但他有理由乐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