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在内心是不快乐的，那么我的所有天赋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如果我不能搞定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解决哲学问题对我又有什么帮助？ ——维特根斯坦，1947 看维特根斯坦青年时代的日记，会看到他是多么频繁地提到自杀冲动，让做好了心理准备的读者都有点难为情。没有人会惊讶于维特根斯坦有个像是汪洋大海一般丰沛狂暴的心理世界，事实上，即使远不如他伟大的人也可能度过惊涛骇浪般的青春。但看着他几乎是在自杀这个念头的陪伴下一路长大，还是让人不禁对人的心灵这个神秘的造物心生赞叹和恐惧。 他的某些经历是无法复制的。他出生于奥地利的巨富之家，但在心理上无法摆脱隐秘的不适——他的家族是竭力融入基督徒世界的犹太人。他们极力不提自己的背景，但人人心知肚明。生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很难真正对反犹的战前欧洲感同身受。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写过自己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歧视，以及因为自己无法摆脱自己犹太身份所导致的噩梦。如果不看作者，他的很多日记可以直接被拿来作为纳粹的宣传品。 但这只是他自我厌恶的若干原因之一。他有三个哥哥先后自杀，一个是为了反抗父亲要求继承家业经商的压力，一个是因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还有一个是因为战争。他自己人生若干传奇中相当知名的一幕是他在一战结束后断然拒绝了自己应得的巨额遗产，以清贫之身面对中年和接下来的人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物质生活有什么抗拒——他在剑桥时以精致的衣着闻名。他只是竭力要（近乎徒劳地）为自己定义存在的意义。他的好友，英年早逝的哲学天才拉姆塞在第一次去维特根斯坦老家拜访时被他事实上的富裕家境所震惊： 我现在看清了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结识了他的一个姐姐，见到了他的其余家人。他们非常富有，极其渴望给他钱，或以任何方式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们的一切亲近。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不和睦，而是因为他不愿得到任何不是自己挣的钱。 （他对家族和财富的态度实际上相当复杂。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他的兄弟姐妹们因为随时可能被作为犹太人而处置惶惶不可终日。他的一个姐姐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家族在海外的巨额外汇转存给德国银行，用以换取德国当局承认他们的非犹太身份，但他的另一个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哥哥不同意这么做。维特根斯坦本人此时已经安全地获得了英国居留权，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家族财富，但他积极斡旋于兄弟姐妹之间以促成此事。考虑到他本人在诚实问题上的洁癖——他常常因为朋友间无伤大雅的小谎言愧疚不已深切忏悔——他在这个以财富为杠杆来弄虚作假以保全家族的事件里的参与就特别意味深长。） 他散尽家财的同时也是他一生中盘算自杀最频繁的时候。他的密友品生特死了——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和品生特是同性伴侣，他当时还在和一个姑娘谈婚论嫁，但从他晚年的回忆来看品生特也绝不仅仅是个普通朋友。他的祖国在一战中分崩离析。他的第一本著作，也就是后来给他带来不朽声名的《逻辑哲学论》，这时不但找不到出版商，而且连一个看得懂的人也找不到。他蜗居在欧洲乡下一隅，在跟朋友们的通信中频繁出现的句子是：你什么时候能来看看我？我觉得我要撑不下去了。 他最终撑过去了，但很难说他一生中是否同自己和解。三十年后，在他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师，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自己的抑郁： 不要让悲伤侵扰你，应该让它进入自己的心里。不应该害怕疯癫。它到你这儿来，也许是朋友不是敌人。唯一不好的事是你的抵抗。让悲伤进入自己的心里，不要把它锁在门外。站在门外面，在头脑里，它是令人恐惧的，但在心里它不是。 他在这样的心绪里迎来了终点。他死前最后一句话极为著名：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常常有人在积极的意味上引用这句话。但也许我们必须牢记的是，他可能的确认为自己度过了精彩的一生，但他从未热爱过它。 图灵：I see your point. 维特根斯坦：But I don’t have a point!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始于他跟罗素讨论罗素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缺陷。终其一生他都觉得数学哲学在自己的学术兴趣中占有重要位置（他 1944 年说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就是数学哲学），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哲学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讨论数学的。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就显得特别醒目：他在数学哲学方面的工作几乎不被任何数学家所重视，甚至也不被数学哲学界欣赏，基本上没有影响力。 他在剑桥开过两门课：《哲学》和《为数学家讲授的哲学》。后一门课在当时特别流行，图灵作为学生在他的课堂上同他的争辩也构成了学术史上一段传奇佳话。但这段故事其实只是历史的一则无足轻重的注脚。没有迹象显示图灵后来为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里有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维特根斯坦需要图灵，而非反之（图灵缺课不跟他辩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对其他学生说这堂课就只是随便聊聊好了。）特别悲哀的是，图灵是唯一一个能勉强听懂维特根斯坦想说什么的人，但图灵后来放弃了这门课。 这并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不懂数学，他受过很好的数学教育。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趣味把他导向了一条他认为特别本质，但所有其他人都不屑一顾的道路。他的兴趣在于消解逻辑在数学基础中的意义，因此他对二十世纪数学最重要的进展采取了一种近乎是刻意贬低的态度。在哥德尔发表他划时代的不完全定理之后维特根斯坦写了一个评论，但这些评论没能说服任何人。（哥德尔本人自始至终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嗤之以鼻。） 罗素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事后看来，比维特根斯坦要准确得多。在《数学和形而上学家》里罗素说： 在我们的时代，三个人——魏尔斯特拉斯、戴得金和康托尔——不只提出了无穷小、无限和连续的问题，还彻底解决了它们。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值得夸耀的最伟大成就。 而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这些工作毫不重要，是「一种癌变，像是从正常人体中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地生长出来」。尽管维特根斯坦常常鄙视罗素的哲学品味，但在这个问题上最终罗素大获全胜。不仅仅因为他的看法至今仍然吻合于数学界的普遍理解，也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有太多科学技术上的重要发展依赖于这些工作，说它们是癌变无论如何都很难服众。 有趣的问题不是维特根斯坦是不是错了，而是他的错误里有没有值得揣摩的地方。维特根斯坦思想上的大转型始于他对自己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反思。拉姆塞在1929年指出这本书的一个问题：使用最基本的形式逻辑怎么能从「一个东西是红色」推出「这个东西不是蓝色」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本来论述，这两者是独立的命题，从而无法互相推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余生都在反复同这个问题作斗争。但不论他的解决方案为何，这个问题本身都特别重要。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里。说真的，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训练一个 AI 驾驶汽车，但怎么训练一个 AI「理解」因为一个东西是红色所以它就不能是蓝色呢？这种观念是怎么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建构在人类的大脑里的呢？ 对一个人说他不理解的东西是没意义的，即使你加上一句「他不会理解」。这事如此经常地发生在某个你爱的人身上。 ——维特根斯坦，1930 维特根斯坦花了大量精力试图澄清逻辑是如何从语言之中浮现出来的。1934 年他口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棕皮书》，里面包含了许多对读者的挑战性问题（没有给出答案）： 想像一个人,他的语言里没有「书在抽屉里」或「水在杯子里」这种形式的句子，在我们说这类话的地方，他们说，「书可以从抽屉里取出来」，「水可以从杯子里取出来」。 想像一个部落,其语言里有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已做了这事」，另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能做这事」。不过，只有在能用前一种表达的地方，才能用后一种表达。 想像拿人类和动物当阅读机器。假定，为了当阅读机器，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种特别的训练。 很容易看出这些问题同人工智能的联系。但他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定义什么是逻辑的本质，而是为了讨论什么不是本质（所以才有各种假设性的限制）。这是维特根斯坦终身都在采用的思想方式，他不断抛出问题，其目的是证明此前被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1934 年，他的一个合作者魏斯曼抱怨道： 他有一种很高的天赋：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事物。但我认为，这说明了跟他合作是多么难，他总是听从当下的灵感，推翻他此前拟订的东西……只见结构被一点点推翻，一切渐渐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结果令人感到，如何把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无所谓，因为最终没什么东西照原样留下来。 这种习惯的后果是他永远无法让自己在一个地方驻足，整理出清晰的思绪并且接受它的不完美。他后半生最重要的著作《哲学研究》几乎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被修改和重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甚至打算直接出版一个草稿，其中包含他自己对自己的论述的抱怨（「这一段是靠不住的」等等）。最终在他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形式上并没有比草稿高级多少。 1944 年，维特根斯坦在跟朋友讨论时承认，只有当他改变自己的哲学立场去发展某种新东西的时候，他才真正觉得自己有活力。这种性格毫无疑问会让他的观念始终动荡颠覆，让他的人生成为了一部活着的哲学，也让他一生都处于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痛苦之中。他的每个合作者都被他弄得精疲力竭，不仅仅是因为他辩论时的活力，也因为他频繁的转向和自我怀疑把所有试图跟上他步伐的人都抛在身后。 怀疑最终成为他临终前最后一部著作《论确实性》的主题。直到死前最后一天他都在写这本著作，在这里他频繁地问：在什么情况下我么能说我们「知道」些什么？ […]
Author: 木遥
离职记
前篇： 《求职记》 《入职记》 《升职记》 一、 在公司年会结束之后我舍不得离开，留恋地看着逐渐空荡安静的大厅。同事里最好的朋友 T 问我：「舍不得？」 我说：「挺好的，只有感激，没有遗憾，没有失望。」 没有失望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家如此体量的跨国公司里，我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上千也有上百。纵然不是每个人都让我仰慕钦佩，但绝大多数至少都是让人尊敬的出色人物。我有过不少怀疑自己觉得是不是该离开才能更好成长的时刻，但我从未有过这家公司正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或者在同事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感觉。它仍然是一家值得加入，值得我推荐给任何一名刚毕业的业界新兵的伟大公司。 有时候会觉得，这简直是蔚为奇观的一幕。这么庞大的公司——而且规模还在逐年稳步增长——能把员工的普遍素质维持在一个如此高的标准上长达这么多年，并且在全球所有时区里维护着近乎一致的公司文化。我在苏黎世参加过一次员工培训，参与者横跨若干大洲，但大家沟通起来毫无生硬扞格之处。我们都用同样的 badge，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这家公司还承担着某种相当于整个业界的黄埔军校的角色。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走进这里，学习写规范的工业化代码，学习在邮件和会议里沟通复杂的合作项目，学习如何跟比自己更聪明的人相处。几年后他们离开，走进湾区纽约北京深圳某个狭窄的格子间里开始自己的旅程。每个行业，每个时代，都有一两家这样为整个行业定义标杆储备人才的公司。 在这个行业，在这个时代，就是这里。 二、 Michael Lewis 说过，自己的传奇写作生涯始于自己毕业后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从而在金融业即将迎来的戏剧性时刻坐在了位置最好的观景台前。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所在的这家公司也是我这个行业位置最好的观景台。从一家搜索广告公司变成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再转型成为人工智能公司，近距离看着它以如此磅礴的规模进行如此迅捷的演化，看着它抓住机会，建立愿景，调整步调，自下而上齐心协力再造自我，是种难忘的人生体验。 然而比成功更有教益的是失败。没有什么故事是像事后看来那样一帆风顺地写成的，那些被放弃被叫停的项目，堂皇登场又无疾而终的雄心壮志，那些当时听起来振振有词，很久以后看来才觉得完全不着边际的辩论，那些茫然和挫败的时刻，才是这场旅程里更意味深长的记忆。 在自己身上看也是这样。什么是我本来应但做到而没做到的？哪些判断事后看来不但幼稚，而且在当时就应该能看出其幼稚？有哪些本来值得在自己身上做的投资被错过了？有哪些自以为是长处的地方，其实被证明是短处还不自知？工作中的失败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残酷但有效。 不是每个失败都有好解释。有时候失败只是漫长道路上微不足道的一次转折，甚至长期来看都不是坏事。但正是在自己和同事的一次次失败身上，某种更宏观的问题浮现了出来。这是家汇聚了聪明人的公司。聪明人做事，往往更加依赖 common sense。所有的决定在眼前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那是什么区分出了长远来看由聪明人作出的平庸决定，和同样是聪明人所作出的高瞻远瞩的超卓决策呢？我们有能力在一开始就辨别出其间的区别吗？还是所有成功只不过都只是大量失败堆叠出的基于概率的产物？ 这是天数和人力相交织的战场。一个人身在其间所能学到的，远不只是战斗技巧本身而已。 三、 我加入公司后不久，在和第一任老板的一次谈话里问他：「你觉得我手头的这个项目里，我能学到的最 transferable 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我待过许多 team，做过的 project 彼此天差地别。老实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 transferable 的。如果你在一个项目里真正能够获得什么的话，可能只不过是你对你自己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多好的自信心而已。」 演化速度是这个行业的魔咒。总是有更新更有效的技巧、闻所未闻的解决方案、颠覆性的范式和话语体系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等待着你。所有苦心孤诣学会的独门秘技都可能立刻被证明其实一文不值，而自己大脑的运转速度只会被潮水般涌入的新人甩得越来越远。一个问题永远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脑际：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 很多人说过，大公司里的员工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把自己依赖于公司的平台所作出的成绩错误地归因于自己。这可能是对的，但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大公司里最有效率地调度周遭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本来就是公司对人的期待和要求的一部分。 真正在大公司里难于回答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做到了全部意义上的我自己？ 当然，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上的自己。一切都只是幻影，被未知涂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但人生不外如是：你被幻觉所吸引，奋力一跃，承受冒险所带来的失重感，假定——很可能只是盲目地假定——你过去的经验有助于你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更大的尺度上来看，这只不过是平凡的一步向前而已。 正如丘吉尔所说过的那样：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
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这是对淡豹的演讲《我没有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时代》的感想。 一、 淡豹说，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工作的厌弃已经成为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奢侈，大多数人只是在忍受它的苦痛，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的健康以换取对物质的追求。 但这里有必要展开一点细节上的辨析。这个结构上的困难是哪里来的？是外在强加的，是不合理的制度环境导致的，还是有某种作为现代社会来说本质性的原因？它是可以被克服或者推翻的吗？ 和一个北大的保安（也就是淡豹讲的故事的主人公）的境遇相比，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恐怕是他所服务的那些学生们。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身于优渥的家庭，在北大念书毕业后，会去百度或者普华永道或者麦肯锡找到一份年薪至少是六位数的职位。看起来，他们很像是保安所羡慕的那些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 但仔细想想就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跟一个大多数时间其实被无所事事所占满的保安相比（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保安是份悠闲的工作，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带有折磨性的无所事事），一个在西二旗工作的码农或者金融街工作的分析师的工作性质其实反而更像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所描绘的那个工人，在一架庞大的机器旁边熟练而空洞地拧着螺丝。即使是在听起来特别有时代感的领域里，比如在从事人工智能研发或者为生物工程产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岗位上，也只有极少数人在极少数时间里能够偶然得以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绝大多数劳动即使不是完全白费功夫，也至少是刻板和无聊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以何不食肉糜的态度把保安的生活困境同白领混为一谈。但抛开现实物质回报不论，他们所面临的意义上的匮乏是一回事：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么多创造性。 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们的时代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依赖创新的时代。这是对的，但并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创造就意味着动手去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所以 art 和 artifact 是同一个字根），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去创造，只要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值得被做出来。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社会并不依赖一个手艺人的创造力，创新要通过大型系统和架构来实现，让关键性的想法能够最大程度最有效率地动员出尽可能多的资源。我们的社会体制不支持七十亿人的创造力同时奔涌。事实上，大概一亿人也支持不了。 在这个体系里，绝大多数人的角色并非贡献，只是供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社会公平的命题。 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身边的几乎每个朋友都或多或少问过我关于比特币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初等的问题。 这有点奇怪，因为比特币已经诞生了有将近十年之久，差不多跟智能手机同龄，但今天没有人还会好奇地问智能手机是什么。一个省事的解释是比特币没有像智能手机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可是反过来想，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并不会让人暴富，人们对比特币的求知欲应该成百上千倍更高才对。 我觉得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比特币首先是一种知识，而知识在今天的信息网络里的传播速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低效。 我们每天都在被信息洪流所冲刷着。但几乎所有这些头条、十万加、长微博，所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关于观念而非数据，定性而非定量，故事性凌驾于技术性之上。我称这类问题为「出租车问题」，因为它们基本上就是你在北京出租车上会跟司机聊到的那些问题。你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上很久，旁征博引，多层次多角度深入交换意见，仿佛给彼此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但下车后并没有得到任何长进。 今天在互联网上搜一下比特币，你能看到的也全是这类文章。比特币是庞氏骗局吗？各国能容忍比特币挑战金融秩序吗？比特币会崩盘吗？比特币分岔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比特币挖矿消耗能源合理吗？如何看待美联储关于比特币的发言？它们看起来干货满满，很像是知识，但它们不是。 知识是这些东西的反面。知识是定量的，客观的，关于数据而非观念的，是技术性而非故事性的。知识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基础。但知识天生在信息流里不具有竞争力。信息流的基本原理是让人们得以在不断的翻滚屏幕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消耗来换取微量的多巴胺，但吸收知识是痛苦的事。 2017 年是整个网络被信息流化的一年。我自己受到的最大触动发生于我发现地图软件里也开始提供文章信息流的一刻。我能想象出产品经理的逻辑：地图拥有大量个人出行信息，足以对用户做出基于大数据的画像，提供订制文章。在微观上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宏观上看这简直荒谬绝伦。一个地图软件！连它也要来蚕食我剩下的本可以用来发呆、沉思、抬头看花和云彩的时间吗？ 三、 淡豹引述了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说： 这也是一种利益，但它更多地是人在对于优秀、对于优异、对于杰出的追求中，所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和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不能被替代的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在国际象棋中，对于战略的思考或者分析技巧会特别重要。在足球之间可能是和队友的高度配合、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准确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于体能有效充分的使用……这些极其重要，麦金泰尔说，这些努力将会对这种实践形式有贡献。 通过你对于这种善好的追求，足球和国际象棋，都将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形式，成为更好的、更丰富的艺术。 类似的还有写作，也会是更好的艺术。研究人类学或者是批判性的社会科，你如果追求这种善好，你就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做出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帮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去提供更丰富的或是更新的认知路径。 这很好，但「对于优秀和杰出的追求」恐怕陈义过高。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可以去追求优秀和杰出的领域。事实上，大部分人的苦痛的根源之一，恐怕正来自于从小就被要求去追求优秀和杰出，却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支撑这种追求。麦金泰尔那个国际象棋的比喻的问题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让自己的努力对国际象棋这种形式有所贡献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所以他们除了名利之外，其实别无选择。 但这里有没有别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呢？ 这周我日本中部的山村里滑雪。日本的粉雪天下知名，雪面和空气之间几乎没有清晰的界限。雪板穿行在其中，其实是切在雪中滑过，像是踩在云上一般。如果碰到合适的雪道和天气，那种御风而行的享受无与伦比。 滑雪是对我教益很大的一项运动，不是因为我在这项运动上有天赋，而恰恰是因为我没有天赋。我在学滑雪的过程中像任何一个不善于滑雪的人一样不断摔跤，以各种方式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伤痛累累，用最笨的办法一点点打掉身体里旧有的反射，建立新的平衡感。直到我能开始享受它的乐趣。 我对滑雪这项运动没有任何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小时候我们家和很多北方的家庭一样会在过年时包饺子。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和面发面，拌饺子馅，擀皮，而且有种种复杂的讲究。饺子馅要始终顺着一个方向搅拌，面要软硬适中，皮擀出来的理想形态不是均匀厚薄，而是中间略厚一点。所有这些我都笨手笨脚地做不好。 但在我记忆里包饺子几乎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任何家庭都有它的复杂之处，但动手去合作一件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动作和彼此的协调上面，那个快乐是简单和真实的。 我觉得这恐怕是大多数人更现实的救赎之道。一个人不总是能让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或者同人类的伟大征程发生本质联系。创造出新东西是困难的，命运可能既没有提供资源和天分，也没有提供位置和环境。但反求诸己是可能的，去动手，去克服自己的积习，改造自己的反射，克服不断分泌的多巴胺的诱惑，意识到平庸并不等于无聊和自鸣得意，付出努力去获取知识，获取灵活的身体，理解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上的角色，不是为了忍耐，而是为了——如淡豹所说的那样——找到自己的叙事。 在这里我可以 echo 淡豹的结语，引用自帕斯卡： 「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再加上另一句帕斯卡的话： 「一个人必须理解自己。如果这不能帮助他发现真理，至少可以作为生活的准则。而生活并没有更好的准则。」